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进一步地拿它来定义价值。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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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的确如此，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还不如他们呢。】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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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划时代的创新。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卷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在种种数学公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手法。数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被滥用了。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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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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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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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并被赋予“自由”的光环。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末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
同样，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在十八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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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所以，发达国家鼓励工人分期付款，借贷消费。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这大概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中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由来。……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西方注解。打倒孔子，在所必然。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的道路，而对于国家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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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现代庸俗经济学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能力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