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相对稳定的人口，因而股东主要是由其中那些知名度很高、家资丰富、且非常珍视自己的诚实声誉，从而为之履行债务责任的人组成的。第四，在苏格兰作为中央银行的唯一的对应物出现的是一些作为银行家的银行发挥作用的较大银行，这些苏格兰银行可以进入伦敦金融市场，后者为苏格兰承担了一些类似于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
作为对照，让我们观察一下美国一段时期，比如说从1791年到1836年——这段时期跨越美国银行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情形。在一些特征上，特别是在包含具有掌握着大量财富、久居该地的名门旺族的稳固的区社方面，新英格兰也许可以与苏格兰相媲美。可以肯定，硬币是主体货币，并且提供适当的计算单位．就总体上看，自由放任政策在银行业中占居主导地位，尽管接哈蒙德的说法存在着两个联邦银行。不存在任何阻挡这种制度向苏格兰模式发展的障碍，然而，它却没有发展成这一模式。无数的银行建立起来了，它们发行承诺按需支付硬币的银行券，然后，一系列计谋被用来拖延和阻止纸币的兑现，而且乡村银行的银行券在波士顿以不同的贴现率流通，使得波士顿银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纸币的兑现。最终结果是著名的沙福克银行体系的出现，后者大约是以1820年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正如哈蒙德所述：“沙福克银行实际上是新英格兰的中央银行……沙福克银行的经营者最充分地运用了自由放任政策”。但即使在这里，自由放任政策照例未能导致无限责任，尽管大概有承担着无限责任的私人银行；它也没能导致在苏格兰发展的那种高效而有序的货币体系的产生。
美国其它地区的情形就更不利于说明美国19世纪早期数十年的状况与苏格兰情景的高度相似性。尽管各州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自由放任政策。但它在任何地方都没能导致无限责任、自由地相互兑换银行券、使银行券持有者与存款者免于损失的安全感，以及苏格兰银行体系中其它一些有利的特点。
罗克沃夫、罗尔尼克、韦伯和金的这种认识可能是对的：在19世纪的前半期，冒险银行活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比早期学者所说的差得多；他们下述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比之不负责任的冒检的银行活动，银行的倒闭更多地应归因于对银行券发行所施行的法律限制——即这种发行须有州或美国政府债券的“支持”——与随后而来的许多州的债券的价值下跌。然而，他们的证据设有一个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在不存在着国家立法的情况下，银行业与通货发行将如何发展？
此外，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与是否应禁止金融中介以现金的形式发行内生货币特别相关（前述第一部分中第2个问题的a点）。我们打交道的不再是人口稀少、交通缓慢、两个远距离地区间通讯联系耽搁费时的国家。我们现在具有瞬时的通讯设备与高速的交通工具。帐簿记录已取代了通货和硬币的实物转移，成为解除货币契约的基本手段，货币不再仅仅是主要的交换媒介，已经成为总交易活动中的一个微小部分的对应物。银行性和非银行性的私人机构都能以可随时兑换成外生货币的旅行支票的形式发行内生货币。这种尚未兑现的旅行支票的价值现在已被包括在比货币基础（等于外生货币）更为广泛的全部货币总量的官方的估值之中。被金融机构欺骗的可能往——以及现实性——仍然存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现金方面的欺骗似乎不可能比存款方面的欺骗更为严重。
因而，一两个世纪前的紧要问题在今天已相对地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在前一部分中讨论的克莱因与哈耶克的论断，其在允许发行现金内生货币方面具有的说服力，远大于在私人市场将会产生信用外生货币，即非商品的外生货币的可能性方面所具有的说服力。所以，我们现在找不出理由要禁止银行发行现金，也不存在来自银行或其他集团要求获得这种特权的压力。现金发行的政府垄断问题，很可能基本上成为一个被遗弃的问题。
现在更为重要的是与此相关的其它两个问题，即政府应该对金融中介施行限制（如果有的话）的问题及“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必要性与合意性问题。若不注意金融中介所发行的负债的形式，则在我们看来，关于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作出的任何结论在现今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变化的程度要轻得多——正如最近因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俄亥俄州的国内储蓄银行倒闭所导致的资产流动性危机所生动证明的那样。这些资产流动性危机同19世纪一再发生的那些资产流动性危机具有相同性质。它们的极不相同的后果——在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事件中。其它机构并没有明显地被波及；在这次规模小得多的俄亥俄州事件中，所有倒闭的银行都是一种临时性倒闭，而以前许多俄亥俄储蓄与贷款银行的倒闭是永久性的——这反映了人们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前且这也将唤起历史的回声。
如果俄亥俄州州长塞莱斯特读过并奉行了沃尔特·贝格霍特关于如何应用“内部疏导”办法的著名建议的话，那他将获益匪浅。沃尔特·贝格霍特写道：“简言之，（金融）恐慌是一种神经痛，按照科学原理你决不能用紧缩的办法对付它。现金准备金的持有者必须既为自己的负债保留准备金，同时也为他人的负债最大限度地提供准备金。
如果贝格霍特的建议得到实施的话，那么，由俄亥俄州国内储蓄银行的倒闭引起的俄亥俄州储蓄与贷款银行的挤兑风潮就会迅速平息下去。塞莱斯特州长唯一必需做的只是，安排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及俄亥俄商业银行——它们显然非常愿意——借现金或其等价物给这些储蓄和存款银行，而以这些银行的那些暂不具流动性但稳固有效的资产作为抵押。一旦这些储蓄与货款银行证明它们有能力满足所有存款人的现金需求，则上述不正常需求就会消失——这正如历史上的许多事例；其中包括最近对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事件，所导致的资产流动性危机的平息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与此相反，塞莱斯特州长犯了过错，宣布冻结储蓄与贷款。重复了1931－1933年间联邦储蓄系统所犯的银行放假（1933年银行休假结束）的错误政策。同这一时期的情形—样，没能认识到资产流动性危机与偿付能力危机间的区别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这将是使许多储蓄和存款银行倒闭式破产，而它们在不冻结储蓄和贷款的条件下，是稳固的和有偿付能力的。
这些事件表明，过去被称作为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问题仍然不幸地存在且反映突出，它们未能表明的、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身份——中央银行作为一种救治办法，是否是必要的和合意的。在2O世纪30年代的美国，它没有被证明是一种救治办法，而在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事件中与在早期的一些事件中，它则被证明是一种救治办法。而且，无论对之满意与否，“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出现。是不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或不可避免的结果呢？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查尔斯·古德哈特在对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证据在内的广泛的历史证据作了考察后得出结论说，中央银行式的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出现，是由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特殊性质所引起的一个自然的、合意的发展。这种理论的依据直接明了且众所周知。它是以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资产流动性危机与偿付能力危机间的差别为基础的。如果某个银行或任何别的机构的负债超过了它的资产的价值时，它就面临着偿付能力危机问题，这一问题的程度是通过资产与负债二者间的差额来衡量的。这一差额可以是总负债量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小于股东们的财产价值，所以，如果能有序地将这些资产交换成现金的话，那该机构将可以付清全部其它债务，或者，使其机构事务得以继续。运转下去。部分准备金银行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大部分负债是即付的——或者是按照协议，或者是按照惯例。因而，甚至在我们所假设的这种特殊情况当中，如果它的存款者需要支付，那么它所面临的就是资产流动性危机。而且，该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问题在程度上将远大于它的偿付能力问题．除非它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将其暂时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成现金，它就无法满足它的存款者的要求。
流动性问题不可能仅限于一个银行。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会导致人们对其它银行的担忧。如果其它银行的存款人不清楚地了解这些银行的情形的话，他们将设法将其存款转成现金。只有当存款人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安全感时，台风式的大规模的流动性危机才能制止。单个银行也许能依靠向其它很行借现金（以自己稳固有效的资产做抵押）而及时满足所有需求，以使存款人重新获得安全感。但如果危机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求援对象是无法找到的，于是某种外部的现金来源就成为必要。具有创造外生货币权力的中央银行就是这样一种潜在的现金来源。
联邦储备制度即是为此而建立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它却没能发挥这一作用。在此之后，美国实行了联邦存款保险，使之作为让存款者放心，从而阻止广泛的流动性危机的一种替代途径。由于银行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同时也避免了竞争的威胁——以及通货膨胀表现温和且相对稳定，故这一方法有效地运行了数十年。由于对通货膨胀的高胀与急剧变化的状况放松了控制，这一方法的效用日益减少。在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事件中，它不得不以作为最后求助的贷方的联邦储备系统为补充。
为防止银行无力偿付债务而对存款人进行保险非常重要，而这又正好包括在私人的意外事故保险业务范围之内。私人的意外事故保险能比政府的保险更为有效地考虑不同银行的不同的资产风险。
流动性危机，是否象伊利进斯大陆银行事件及俄亥俄州国内储蓄银行事件那样由无力偿付债务危机而产生，以及它是否涉及到其它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是不同的问题。在美国，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之前，流动性危机问题是通过银行之间达成共同协议，停止存款兑换成现金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对存款的支付只“通过票据交换所”来进行。在另一些国家中，例如加拿大，遍及全国的分支银行（受制于广泛的政府管理）在避免流动性危机上充分地维持了公众信心。
美国在保持由无数独立银行所组成的单位银行制度方面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存在的要求减少干预、扩大金融中介方面的竞争的种种压力，正在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州际银行活动的障碍正在减弱，而且很有可能最后完全消除，诸如塞尔斯·罗巴克、梅里尔…林奇等类“非银行”机构，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全国范围的分支银行。谁随这些发展的日益完善，它们将减少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将增加所发生的流动性危机的范围与严重程度。因此，这些发展对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职能具有什么样的影力还很不清楚。
维拉·史密斯正确地做出了结论：“中央银行不是银行业发展的自然产物，它是由外部强加给银行界的，或者说，是在政府支持下产生的。”然而，正如古德哈特对历史过程作了详尽考察后所指明的那样：中央银行或其等价物一旦确立，由于存在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不愿承担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责任。他的证据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它在广泛的环境条件——涉及到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安排——和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证明了其结论。
在实际生活中，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功能已经与控制政府外生货币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优点十分明显。然而，从原则上说，这两种职能是可以分开的。如果政府打算继续作为最后求助的贷款者起作用，一些关于币制改革的建议会要求这两种职能分开。
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存在，明显地使那些能够接近贷款者的银行可以比它们认为是较少的资本和现金储备来运行。这一事实作为一种理论依据，既被用来支持政府担当最后求助的贷款者职能，又被用来反对政府担当最后求助的贷款者的职能：从支持方面说，这一事实被当作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