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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创想的“兵商两用”思想只能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终究只是个愿望，真的落实到军舰设计上，是必然要有所侧重的，象法国人为“第一号轮船”配用的立式蒸汽机可谓兼有优弊，优点是，立式蒸汽机较为节省平面空间，对于需要在舰内留出大量空间布置货舱的商用目的较有价值。缺点是立式蒸汽机当时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装在舰体内对安装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势必造成军舰干舷加高，随之而来的就是舷侧战时被弹面积大，中弹概率也高，在炮舰这一用途上存在不小的弊端。而从法国人设计的舰体加大、采用立式蒸汽机、货舱容量为260吨，机舱、货舱几乎占据了舰内三分之二的空间这些特征来看，商船在“第一号轮船”的设计中所占的比重显得过大，但作为商船使用，运货量又太小，缺乏竞争力。因而这样一艘船，看似可以兵商两用，实际上是兵商两误。
林义哲暂时放下了想要改变这“第一号轮船”命运的念头，仔细地倾听着达士博的讲解，将相关的技术数据都记在了脑中。
待到达士博讲解完毕，林义哲在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沈葆桢显然对达士博的讲解非常满意，他正要开口夸赞，却冷不防身边的林义哲先开了口。
“我想请教达士博先生，这艘兵轮属于何等船式？巡海快船乎？炮船乎？”
林义哲没有等日意格给他做翻译，自己马上用不太熟练的法语重复了一遍。之所以他先用官话发问，目的是让沈葆桢能够听清楚他的问题。
听了林义哲的问话，达士博和日意格及周围的船政官员都脸露惊愕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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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船政换址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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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士博定了定神，马上回答道：“如果按照法兰西海军的舰式来分，它属于大型炮舰。’级炮舰的排水量是687吨，我根据左宗棠总督阁下的要求，在尺寸、吨位上都进行了扩大，几乎是母型的一倍，所以说它是大型炮舰。”
达士博一边说着，日意格在一旁不住的给沈葆桢做着翻译。
沈葆桢听懂了林义哲和达士博之间的问答，但他此时还想不明白，林义哲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些，因而没有插言，而是继续听着林义哲的下文。
“吨位和尺寸都进行了放大，吃水是不是也会加深？”林义哲又用法语问道。
“是这样。”达士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这艘轮船的吃水，以我国的标准，并不算很深，是能够适于在贵国的大多数港口和江河航行的。”
“如果建造更大型的军舰，吃水是不是还要加深？”林义哲接着说道。
“这是肯定的。”达士博说道，“假设吨位再放大一倍的话，吃水会更深，不过那样的话，便不适合在这里建造了，因为这里的水深较浅，哪怕是能够建成，也将无法下水。”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您，达士博先生。”
林义哲知道，达士博已经将自己想要告诉沈葆桢的东西，如实的说了出来。
沈葆桢听完了日意格转译的二人之间的问答，有些明白过来林义哲的用意，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在离开洋员寓所回到船政衙署之后，沈葆桢便让林义哲和船政提调周开锡、夏献纶、吴仲翔等官员一道留了下来。
“鲲宇适才所问，可是觉得这一号轮船之设计有不足之处？”
几人落座之后，吴仲翔便迫不及待的问道，他和林义哲一样，也是和沈葆桢亲上加亲（吴仲翔既是沈葆桢的儿子的岳父，又是姑父），是以他和林义哲之间少了很多官场的顾忌。
“小侄才疏学浅，不敢妄言。之所以问及船型吃水，是担心船厂厂址之设，似有不妥之处。”林义哲说道。
“噢？鲲宇认为哪里不妥？”周开锡问道。
“适才那位达士博先生有言，现址水深较浅，无法建造吨位更大之轮船，假使能够建成，也无法下水。”林义哲说道，“以此地为船政之基，恐非久远之计。”
“鲲宇说的也是，”吴仲翔微微颔首，表示赞同林义哲的意见，“千吨之船，在此地建造下水，尚要顾及潮汐涨落，已属不易。将来若要建造大舰，必当另寻新址，多费一番周折。”
“如今地基已然下桩，俟木料运到，便可开工，若另换新址，必然延误工期。”周开锡则表示了反对，“何况再选新址，亦非一朝一夕可成。”
“若换新址，必误工期，若是不换，将来建造大舰，还得另选新址，虚耗钱粮人力。”夏献纶说道，“此事确是两难。”
“且骤然换址，朝中必有非议，左公那里也不好看。”周开锡看着沈葆桢说道，“言官闻之，恐又将生出事来……”
“绶珊不必多言。”沈葆桢叹息了一声，摆了摆手，周开锡便缩下了后面的话。
“今日所言，切莫外传，免生物议。”沈葆桢看了看大家，说道，“且待详查之后，再做区处。”
林义哲从沈葆桢的目光中看出了为难之色，并未感到奇怪，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是个帮办，负责文案事宜，人微言轻，本来也没奢望自己的建议一经提出，就会得到船政官员的赞同和沈葆桢的批准。
而且从刚才几位船政官员的谈话当中，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其它的情况！
傍晚，在离开衙署回府之后，正如林义哲所料，沈葆桢又一次将他召到了书房之中。
“想不到你这些日子学习西国语言，已有小成。”沈葆桢对今天林义哲能以法语和法国工程师问答的表现很是高兴，“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看样子我也得用功了，不然就被你们这些后辈比下去了。”
“姑父过奖了。侄儿愧不敢当，其实这法兰西语较英吉利语难学，侄儿现今也只是略通皮毛，若要精熟，尚须假以时日。”
“你能潜心学问，学以致用，很好很好。”沈葆桢说道，“不过，也要注意不可锋芒太露。”
“姑父说的是，侄儿今日提出换址一事，是有些冒失了。”林义哲明白沈葆桢是在提醒自己，恭声答道。
“今日之事，倒算不上冒失。”沈葆桢看到林义哲恭谨的样子，温言道，“你说实话，是不是早就在琢磨这换址的事儿了？”
“侄儿……是。”
“你事事用心，又敢于担当任事，我心怀甚慰。”沈葆桢拉着林义哲的手，让他坐下来，“今日之事，我并无责怪你之意，只是想知道个中详情。”
“侄儿见姑父办理船政，十分劳苦，有心替姑父分忧。侄儿前些日子曾去江滨工地查看，与工匠闲聊，得知此处江水甚浅，大船进出不易，且土质疏松，无法构筑干船坞，非造船之佳地也。而船成下水之日，尚须看江水涨落，趁涨潮时方可下水，十分不便。而闽南又多台风，若遇台风暴雨，新造之船尚虑为风浪摧毁，甚为可忧。侄儿是以有了换址之念。”
“原来如此。”沈葆桢听得暗暗心惊，“想不到此地竟有如此之弊。”
“船政为国家重务，须图久远。非是只造此一种轮船，如今泰西各国，无不以大治水师为主，所建之船皆艨艟巨舰。我国将来欲与西国并雄，亦当兴办巨舰，所造之船，必不止此千吨之数。”林义哲继续说道，“适才法人匠师也已明言，于此地造千吨余之轮船，尚无大碍，若吨位放至数千吨，则无能为矣。即便将来能于此地建成巨舰，船成却不能下水，有如搁浅之巨鲸，又有何用？”
“你说的是，左公与我一时急于求成，竟然忽略了这一层。”沈葆桢站起身来，在书房中踱起步来，显得十分不安，“将来欲造大舰，又得重新选址，多费财物人力，唉！”
“侄儿今日又去看了厂区，仅见屋棚数座，船台尚未动工，一切草草而就，财物人力投入无多，莫不如就此更换新址，一可一劳永逸，二可节省钱粮人力。”林义哲知道自己的话在沈葆桢的心里已经起了作用，便趁机又建议道。
“这些我知道。但我心所忧者，并不在此。”沈葆桢摇了摇头，似有难言之隐。
“姑父所忧者，是周大人他们不会同意换址？”林义哲问道。
“非也。绶珊、筱涛和维允他们都好说，只要言明利弊，细做筹划，他们是会同意的。”沈葆桢叹息了一声，“我所为难者，是左公那里不好交待，因为这厂址，可是左公所选啊！”
“姑父是担心左公不允？”林义哲想起了周开锡说的话，问道。
“左公是定当不允的。”沈葆桢重重的重新坐在了椅子上，答道，“船政本为左公所倡议兴办，其厂址也为左公所选定，已然动工兴建，而今突又称先前选址不当，左公脸上必然挂不住！若是言官得知，少不得又是一场风波。你想左公得知消息，会怎么看老夫？”
“可否先行向左公言明其中利弊？”林义哲明白过来，他想了想，又建议道，“左公离得远，不清楚这边的情况，若是姑父向左公详细言明，想来左公是会同意的。”
“现在船政需用浩繁，尚需左公支应接济，若因此而使左公不快，反为不美。”沈葆桢想了想，说道，“再说，新址又尚未选定。此事还须多加斟酌。”
“侄儿倒是勘得了一处，若能迁到此处设厂，日后建造大舰再无阻碍。”林义哲说道，“且此地离现址不远，易于搬迁。朝廷和左公那里也好说话。”
“噢？看来你的功课，可是没少做啊！”沈葆桢听到林义哲已经选好了新址，不由得大为惊讶，“快快说来，是在哪里？”
林义哲起身取过一份船政测绘人员手工绘制的马尾地图，在沈葆桢的书案上展开，指着马限山西北簏、婴脰山西侧的江岸地区对沈葆桢说道：“姑父请看，便是这里。”
“你能确定，此处为设厂最佳之处？”沈葆桢俯下身子，一边仔细地查看着地图，一边问道。
“侄儿敢以项上人头担保。”林义哲毫不迟疑地答道，“此处水深可容巨舰停泊，土质紧密，又在背风之处，为设厂万全之地。因原址土质疏松，无法开挖干船坞，侄儿多方打探求证，得知青洲土质坚实，适于修筑容纳巨舰之石船坞。”
“姑父若是存疑，不妨请法兰西国匠师再去勘验，若是和侄儿所言不符，侄儿愿领妄言之罪。”
林义哲之所以说的如此有把握，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去勘验过，而是因为他告诉沈葆桢的船政新址，就是后世得到重生的马尾造船厂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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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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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紧盯着地图上林义哲指出的位置，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林义哲知道，此时的沈葆桢内心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没有再说话，而是静静的侍立于一旁。
“明日我即请法国技师前去勘验此二地，”沈葆桢终于下了决心，“若果真如你所言，老夫当力促左公允准。”
听到沈葆桢如此说，林义哲心中大石终于落地。
这改变历史的第一步，终于迈了出去。
但他从沈葆桢的言语中总是担心左宗棠对于船政换址的态度，还是隐隐有一丝不安。
难道说晚清名臣左宗棠，并不象一些史书中说的那样？
林义哲此时在脑海中开始搜索起关于沈左之间的史料来。
林义哲知道，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且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曾国藩龃牾，后来曾国荃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奏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不快加剧），相互都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二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
1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尽孝，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