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第379部分

　第四百三十八章　桌腿之论

　　　　（全本小说网，。）

　　　　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曾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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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曾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平衡点。（全本小说网，。，；手机阅读，m。

　第四百三十九章　相见恨晚

　　　　（全本小说网，。）

　　　　天色已近傍晚，正是华灯初上之际，但在恭亲王府里，这个时候却是一片宁静的气氛。

　　　　在林义哲曾经拜访过的那个后花园暖阁之中，恭亲王奕忻，军机大臣文祥正静心对坐，等着喝茶。

　　　　玻璃阁子里面，茶香浮动，红泥火炉上面儿，青蓝色的火苗无声的闪动。两名侍女一个摆着茶具。一个扇着火炉。荣寿公主正在专心看着火色，她面相极老，容貌根本无法和身边端庄秀美的那两个侍女相比，但却自有一种皇家贵胄的优雅气度。

　　　　咕嘟咕嘟的翻花冒泡的声音响起，荣寿公主看看茶色。亲手将褐釉的瓷茶壶提起，凝神静气的在恭亲王和文祥面前将茶盏一点。碧绿的茶水缓缓而下，在黑色釉的木叶茶盏边激起白色碎末，一圈圈的漾了开来。伴随着“汤花”的翻腾，盏底的那片“树叶”微微的晃动着，仿佛正从天上飘落，一望之下，雅趣天成，奥妙无穷。

　　　　此时如果有后世人旁观，见到堂堂亲王和军机大臣，饮茶用的茶盏竟然是黑不溜秋的黑釉瓷碗，而非他们想象的金碗、银碗和玉碗之类，装茶的壶也是好象茶叶末颜色一般的单色釉瓷壶，很可能会心生讥嘲之意。

　　　　但他们可能不会知道，事实上，这两种他们瞧不上的瓷器，在这个时代，便是价值不菲的珍宝，而放在后世，更是属于国宝级的东西！

　　　　黑釉瓷是宋代陶瓷的精品之一，这种被日本称之为“天目”的宋代吉州窑独创的黑釉产品，是宋代“斗茶”之风盛行的产物。其种类繁多，变幻无穷，有木叶天目、玳瑁天目、兔毫天目、油滴天目、虎皮天目、黑釉彩绘、黑釉洒彩和素天目等等。

　　　　在这众多的吉州窑天目品种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就是“木叶天目”了。木叶天目是将天然树叶浸水腐蚀脉络后沾釉贴在器物上烧制而成，一般是一片叶子贴在盏心，也有贴在盏壁、盏口的，或二叶重叠的。这种近乎自然的装饰。尽管没有玳瑁、油滴天目那美丽的结晶，虎皮、鹧鸪天目斑斓的色彩，以及兔毫天目丝丝垂流的窑变效果，但木叶那朴实无华的沉穆，天然去雕饰的工艺，能够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思。细细观察便会发现，在闪烁着深邃黑浑之中。木叶的丝丝茎脉是那样的清晰生动，透过茎脉的空隙，在盏壁漆黑的釉色中，米黄色的叶子像是舞动着的生命的灵性。如今，吉州窑木叶盏已成为吉州窑天目中的极品，亦是无数古陶瓷藏家梦寐以求的器物。一般的藏家。即便是得到一品完整木叶的残件，也是十分地喜爱，如获至宝了。

　　　　恭亲王看着黑釉茶盏，感叹道：“果然好茶需得好盏来盛，放能显出这茶趣的妙处来。”

　　　　文祥看着茶盏，点头道：“我看这木叶天目盏，并不比兔毫盏差。甚至更得其妙，不知为何未见于茶籍。”

　　　　一般认为，一件古瓷之所以珍贵，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稀少，二是当时就很名贵。如明代成化斗彩杯，当时就是皇帝喜好之物而价值不菲，且有文献记载。而今令人称羡推崇不已的木叶盏。似乎并不在此例。在斗茶盛行的宋代，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吉州窑、建窑天目瓷中，备受皇帝和文人墨客瞩目推崇的茶盏，并不是工艺简单的木叶盏，而是那些适宜斗茶的兔毫、鹧鸪斑、油滴等结晶窑变器物。历史遗留下的许多对这些茶盏的赞誉诗篇文献，如宋徽宗《大观茶论》载：“盏色以青黑为贵。兔毫为上。”《方兴胜览》也有记载：“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曰一水。两水。茶色白，入黑盏，水痕易验，兔毫盏之所以为贵也。”苏轼的送南屏谦师句：“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清异录》中亦载有“花纹鹧鸪斑，试茶家珍之。”从这些赞誉诗文中，可见当时对与木叶天目同时代的兔毫、鹧鸪斑等作品的珍视程度，而翻遍有关文献，均不见有对木叶盏的一文半字记载。

　　　　“奇珍还需慧眼来识。有眼无珠之人，是断然识不出它的奇妙之处的。”恭亲王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两个侍女捧起茶盏，递到他们的手上，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