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珍还需慧眼来识。有眼无珠之人，是断然识不出它的奇妙之处的。”恭亲王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两个侍女捧起茶盏，递到他们的手上，恭亲王和文祥先闻茶香，再辨茶色。接着就是一倾而尽。
放下茶盏，文祥看着恭亲王还在呆呆地看着手中的木叶盏，似乎明白恭亲王在想什么，笑着问道：“王爷可是觉得，那林义哲便是这茶盏？”
听到文祥的话，荣寿公主的眉毛似乎扬了一扬，她轻轻的从父亲手中拿过茶盏，放在桌上，再次斟起茶来。
“正如文相所言，那林义哲便有如这木叶盏，名不见经传，但一旦用了，便知其妙不可言，相见恨晚。”恭亲王慨叹道。
“这林鲲宇，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看着碗底漂动的木叶，想起了看完了林义哲的《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时的感受，文祥也不由得长叹起来。
现在那些振聋发聩之言，犹在他耳边回响。
“……商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赀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士农工商四民，犹如桌椅之四腿，如以桌椅喻为国家，则四民为国家之腿，岂有腿之长短不一，而桌椅能不仆之者？……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可谓至哉斯言……”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通商惠工之学俱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故欲富华民，必兴商业。欲兴商业，必得护商，而护商非海军不可……”
“中国海疆袤延万余里，泰西各国兵舶洊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今中国既有历年造购之兵轮，又有新增之铁甲、快碰、蚊子等船，并自造巡海快船，宜酌以铁甲以为坐镇，有炮台以为依附，有海口以握要冲，有蚊船以为救应，巡海之船，拟分南洋北洋两大支，无事则梭巡东洋、南洋、印度洋及美洲、非洲、澳洲、欧洲各岛、各埠。由近而远，逐渐游历以练驾驶、习水道、张国威、护华商。有警则北南互为声援，敌窥一路，则守者拒之于内，巡者击之于外；敌分窥各路，则避实击虚，伺隙雕剿。或三路同出，使敌疲于接应；或彼出此伏，使敌无隙可乘。至各路攻守机宜，必籍内地电线互通消息，乃能联络一气。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鲜矣。倘现在各船尚未足数，宜竭力购足，俾得成军。仿造快船、碰船、蚊子船各数艘，以备临阵补阙、应猝之用。论者曰：如此布置，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目下帑项未充，费何从出？不知天下大势，须筹全局。敌之敢于窥我者，以我力之未足也。试观从前海疆有事，一役之费动辄一、二千万金，而百姓之损失尤多，国威之摧挫不少，又何益也？今乘无事之日，筹赀自固，使敌不敢生心，国计民生均受其益。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未雨绸缪，保全于无形者实大……”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曰：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物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智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商业至今日而愈繁，商术至今日而愈巧。泰西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借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偿还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用之？……”
“博川，你可知，他这个折子里面，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恭亲王的问话将文祥的思绪拉了回来。（全本小说网，。，；手机阅读，m。
第四百四十章 四民并列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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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这‘桌腿’之论！”文祥略一沉吟，随即沉声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亲王笑道，“知林鲲宇者，亦博川也！”
“他这个折子，最厉害的地方，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绝妙文字！”文祥道，“那班书生，只怕又是辩驳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着实为难了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认同洋人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洋务办理，从此少了一大阻碍。”恭亲王叹道，“那时我还以为，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农工商，排列有序，视商为贱业，古以有之，而欲兴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陈腐之见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见，何其难也！谁知他林鲲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难怪恭亲王和文祥感叹，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为难了他们太久。
事实上，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象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里便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农工商”为国之柱石的管仲，却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但也正是管仲变法中有“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话，颇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误读的。
管仲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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