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比较早地加入间谍组织的特务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德国商人，化名叫“奥斯特洛”。他手下有十七个特务，每个特务又有许多情报员。他是对英国进行活动的最受重视的间谍之一。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空军生产部长的技术情报官迪特里希·施文克上校在一次会议上说， “奥斯特洛”第一次提供了从缴获的文件中早就知道的一种新型飞机的产量数字。两年以后，他仍然在提供情报。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指出，有些迹象，尤其是一位英国空军武官提供的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对布列塔尼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九月三十日，他转达了从“议会和卡尔顿俱乐部”得到的下述消息；司令部受到压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对西壁的北翼发动大规模进攻。
但是最成功的自由间谍是一个化名叫“卡托”的间谍。
古罗马元老院有个议员名叫卡托，他每次讲话结束时都要恶狠狠地说“必须消灭迦太基”，这个间谍的名字大概是仿照他的名字取的。希特勒嘲笑英国人说这次战争就象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取这个化名或许是受了这种嘲笑的启发。当今的“卡托”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前额很宽，三角脸。他说他深深憎恶当今的迦太基妨碍德国统治世界，德国人相信他的话。他向德国人建议让他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他家经营一个纺织晶公司，他将以该公司机器采购员和巴伦西亚一家桔子出口商的代表的身份去英伦三岛。
德国人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他曾经为了逃避加入西班牙共和军而躲藏了一年，他被发现后遭到逮捕，并被强征入伍，后来叛逃到佛朗哥的军队中。他学过电机工程，在服役时学会了使用莫尔斯密码，这对一个特务来说是最宝贵的本领。最后谍报局西班牙处把他吸收了。他的上司是负责和监督这个处在国外的最重要间谍的专业军官卡尔—埃里希·库伦塔尔。库伦塔尔对他进行训练，付给他报酬，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把他派到英国。
一九四一年六月，“卡托”报告了从一位波兰飞机驾驶员和他的英国女朋友在伦敦布雷维特俱乐部谈话时偷听到的一些情报。这位波兰飞行员对女友说，六月二十三日他不能和她一起吃饭，“因为他已奉命执行一项重要任务，驾机运送一位内阁部长和他的助手，以及印度陆军参谋总部的一批军官。我猜想他将经过直布罗陀和（加纳的）塔科拉迪飞往喀土穆。”库伦塔尔发现直布罗陀的特务已经报告有一批戴着参谋红领章的军官打从那儿经过。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驻开罗的中东国务部长，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被任命为中东的新的总司令。 “卡托”预先报告的就是他们上任的情况。
“卡托”除了施展个人才能以外，还建立了一个特务网。他吸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一个乘务员来把信件从英国送到马德里和葡萄牙；吸收一个住在格拉斯哥的富有的委内瑞拉人来报告苏格兰的情况；他还吸收了肯特军营餐厅里的一个招待员，此人是直布罗陀人。他发现一个拒服兵役的英国人，宁愿在偏僻的农场工作，而不愿服役，他入迷地爱上了业余无线电活动，为“卡托”发报，因为他相信“卡托”是在为西班牙共和军工作。他物色了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他还看中了一些外国雇佣兵。有一个雇佣兵是退休的商船水手，住在威尔土南部海岸上的斯旺西，他成了一个特务网的核心，这些特务报告港口里来了多少准备进行登陆的登陆船。他把一个在新闻部工作、因而有机会接触许多战略情报和政治情报的官员拉进他的圈子里。 “卡托”从来不说这个人是谁，但库伦塔尔猜出他是新闻部伊比利亚处处长。 “卡托”甚至使用了间谍的传统绝招，勾引了一个女秘书。他对库伦塔尔说，她三十刚出头， “穿着邋遢，远远谈不上漂亮，”可是她是在邱吉尔的战时内阁，或者是在接近这个内阁的部门里工作。他说她很快就变得“有点忘乎所以，不那么守口如瓶了”。
“卡托”是一个挺不错的间谍头子。有一次，一个新特务报告多佛发生的一件事情，“卡托”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他将设法核实他所提供的情报。一个星期以后，他来电说情报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可以列为“好报告员”。最后他一共发展了十四个特务，他们都在积极活动，多数住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他还同十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进行接触。
当盟军登陆作战临近的时候，他象“休伯特”一样，开始传递有关盟军战斗序列的详细情报。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用无线电报告；英国第五十二步兵师，即苏格兰低地师，驻守在苏格兰的敦提。后来，他同“休伯特”一样，提供有关盟军战略计划的零零碎碎的情报，德国人觉得这些情报非常准确。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共向德国人寄了大约四百封隐显墨水信件，发了二千封长电报，提供了不少情报。他从德国人那里收到相当于两万英镑的钱。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在德国人看来，间谍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少数长期潜伏的战略情报特务提供的。但是进行短期活动的战术情报特务——所谓的前线特务——所提供的情报比前者要多得多。
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特务埋伏在敌后。这种做法极为符合卡纳里斯的不要只依靠少数超级间谍的主张，也符合在这场战争中投入大量人力从事大规模非人性的间谍活动的主张。这种做法在俄国战线上自然发展到最完善的程度，德国在俄国前线的间谍活动是由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负责的。这个处的特务同在英国的特务不一样，都是进行短期活动的特务，但是他们自己也分为近程侦察特务和远程侦察特务两类。
由每个集团军谍报局军队管理的近程侦察特务，调查最多不超过敌后三十英里范围内的详细情况——常常是装甲部队和炮兵集结的情况。然而他们经常只是在敌后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活动。他们因此被称为“前线活动分子”。他们走着去，呆一个星期，又走着回来，亲自报告情况。远程侦察特务由每个集团军群的谍报局军队指挥部管理。他们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主要是搜集有关敌人的后备兵力、上级指挥机关以及运输能力的情报。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比较长，用无线电报告情况。他们被空投到敌后，只有接到命令才能返回，通常是由飞机接回，或者是当德军占领了敌人的那块领土以后再返回，偶尔也有步行越过前线返回的。
把一个近程侦察特务送到侦察区执行间谍活动任务，一般需要三天至一个星期。然后等待他返回报告情况。远程侦察任务需要作更多的准备。因此，只有当比较快和比较省事的手段——例如无线电侦察或审问战俘——行不通时，情报参谋才使用特务。情报参谋还须考虑特务返回时提供的情报是否过时。但是某些重点侦察任务和调查某些具体问题，则非派遣特务不可。情报官于是需要从谍报局军队及其指挥人员那里了解能否执行这个任务。或许一时找不到特务；或许前线没有漏洞可钻，不能穿越过去；或许苏联的防空甚严，不能把特务空投到敌后。但是，如果特务可以进行活动，那么情报参谋就把下述事项告诉谍报局领导人：主要任务、次要任务、侦察的地段、军事形势以及特务返回的最合适的日期，对于远程—侦察特务来说，还有发回第一封无线电报的合适
日期。详细计划由谍报局领导人制订。他挑选特务。选出的特
务必须研究地图，记住道路和地点的名字，熟悉苏军的武器装备、徽章和其他特征。他还需弄一些合适的衣服和假证件。只有到这时他才算准备好了。
短期活动特务通常由施洛伊松派遣。他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人们管他叫“水闸”。他把这样的特务——最好一人，最多三人——送到前线的一个合适地段。这个地段当然最好是没有连绵不断的堑壕，敌人兵力薄弱，而且尽可能没有铁丝网、地雷和其他障碍物。这个特务偷偷越过主要作战线，通过敌人的前哨站、岗哨和地堡，进入阴森可怕的敌人领土。他通常装作逃跑的战俘。
为了收集集团军情报参谋希望得到的情报，这个特务既亲自进行观察，也询问士兵和居民。当他收集到了想要收集的情报以后，就返回去。当然他和他的指挥者或者施洛伊松事先作好了安排，通知德军他将何时从何地返回。他返回后，被立即带到师部，师部情报参谋询问他对该师的驻防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然后他来到谍报局军队部，他将受到仔细询问，趁他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的情报统统掏出来。这些情报将通过电话报告给集团军情报参谋，然后还要对他进行几次询问，以便让他讲出在他看来不太重要的细节，然后向参谋总部情报参谋提供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告里还对这个特务是否可靠作出评价。
谍报局规定，一个特务只能使用一次。实际上许多特务不止去一次。中部集团军群有一个名叫索尼娅的女特务，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女儿。她曾经七次空投到敌后，七次返了回来。德国人惊奇地发现女人非常适合当特务。许多女特务随时准备执行各种任务，甚至包括暗杀。
特务的报告通常很详细。东线外军处散发了中部集团军群五二三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提供的一份非常典型的报告摘要： “已经确定（俄国的）一个近卫装甲军于十月二十六日在热莱胡夫一加尔沃林公路（华沙东南）上朝加尔沃林的方向调动。约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前线特务偶尔预料到敌人的行动。中部集团军群四二二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报告：华沙北面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大规模进攻；该地区有十八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军和若干骑兵部队。
尽管许多情报看起来很琐碎，但这些报告和其他一些报告确实具有足够重大的价值，以致约德尔向卡尔滕布龙纳写信，表彰前线特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发动华沙攻势期间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有时特务提供的情报确实十分重要，可供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作参考。比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谋总长蔡特勒告诉希特勒，有一位特务报告：三十三列俄国军车正开往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是希特勒当时正在竭力据守的地方。
虽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使用了许多特务，但是在大规模派遣特务方面做得真正到家的还是党卫队保安处。
一九四二年二月，当初对俄国开展的闪电战已告失败，德国在那里的情报活动显然同样遭到了失败。舍伦贝格想出了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主意。特务们是从德军俘虏的成千上万战俘中挑选出来的反共分子。这就是“策佩林”计划。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有一万至一万五千名候选人在进行训练。为了向他们灌输反苏观点，他组织他们参观德国最了不起的成就；工业、农场、高速公路。最后挑选了两千至三千特务，准备执行任务。可是由于缺少飞机和无线电设备，实际执行任务的只有几百人。一九四三年初，当俄国不能被打败这一点已经变得比较清楚的时候，执行“策佩林”
计划的志愿人员急剧减少，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大规模行动，改为有重点进行间谍活动。那一年，南线“策佩林”行动派遣了十九个特务小组，一共一百一十五人，深入到苏军前线后方，其中大约只有一半人提供了情报。舍伦贝格还为执行这个计划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返回的特务，如果对他来说不再有什么用处，就被枪毙掉。
尽管“策佩林”行动的规模在缩小，一九四三年在俄国前线后面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的总人数，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半倍，或许是因为德国人越来越转入防御，而防御需要更多地了解敌人的意图。间谍学校的数目达到六十个，为了对付苏联加强的反间谍活动，训练时间有时持续几个月。
在战争中期，大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东线德军始终有五百至八百个特务在俄军前线后方活动。仅仅中部集团军群每天就派遣八至十个特务，并非不同寻常。损失相当惊人。证件弄错了，衣服穿错了，不合地方口音，地理位置不熟，忘记了自己该是哪儿来的，或者由于行迹可疑，都有可能被俘，然后通常被枪毙。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有一个特务穿着红军少校的军服？携带着证明持证。人叫Ｐ·Ｉ·塔夫林的证件，胸前佩挂着苏联英雄金质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