逵行牡拇笤�20个栏目中，《体育人间》的收视排名基本稳定在第5名左右。台里共有大概300个栏目，《体育人间》多数情况下排在45—55位，最好时排在第29位，当然也有排100位的时候。”
大师从希腊归来，张虹和王京宏去报道残奥会，大师接着发表自己的高论：
“这次残奥会，最后宣传的调子还是拿了多少金牌，但残疾运动员出国之后能感觉到落差，我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和人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不一样。那里真把他们当人看，贵宾室是残疾人的地方，你是体育官员也要外边呆着。什么叫人文奥运呀？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回国的时候，头等舱是金牌选手，你上次是金牌，这次成绩不好也得往后捎。
“我们的一些做法太肤浅。体育是工具，是为国争光的工具，以这样的观念做节目，他们能做出符合体育最本质理念的东西吗？我是在做《世界体育报道》后逐步感受到这种观念上的矛盾和差异。与国外接触多了，发现他们的观念和我们截然不同。我原来心里头也都是金牌银牌，可后来发现金牌的数字没多大意义，下一届北京2008就让你拿金牌总数第一又能怎么样？能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实力超过美国？国力超过美国？国运兴体育兴，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中国女排17年没拿冠军，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快速发展吗？这次比赛第4局，就差两分，如果输掉了那还谈不谈拼搏精神？即使你还一模一样的拼搏着？我们在体育宣传上，功利的东西、惟利是图的东西还是太多太浓。你到美国问他们知道贝克汉姆吗，他们知道的很少。到英国你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乔丹，也知道的不多，但你说人家有多少人锻炼？每个人花多长时间锻炼？在体育上自己的投资是多少？国家给每个人提供的运动器材和运动场地是多少？雅典奥运会，袁伟民说中国不是体育强国，你32块金牌不是体育强国，那美国35块才是体育强国？世界上就一个体育强国？但我觉得他说的对，你是金牌加工厂，是国家体制下的优势。
大师《走希腊》（2）
“马约翰1926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写出的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体育是培养一个优秀公民最有趣最有效最适当的方法。这就是《体育人间》这个节目的宗旨。体育是塑造人的，不是争金牌的，不是为国争光的，那都是体育狭隘的一面。体育频道在误导大家理解体育内涵这方面做得非常厉害，在我们的体育宣传里，在传播体育的过程中，除了《体育人间》还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体育以外，其他说的那都不是真正的体育，是金牌体育，是锦标体育，是政治体育或者是英雄体育。”
大制作与小成本
2003年10月，赵邈、赵聪弟兄俩拍摄的《德建》在意大利“第21届米兰国际运动电影电视节”上获奖。这个片子曾在《体育人间》中播出，名叫《今风细语江湖》。德建是这个20集系列片中拍摄过的一位少林武僧，《德建》是重新剪辑之后的版本。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本武侠小说名叫《金风细语江湖》，而系列纪录故事片《今风细语江湖》讲述了陈家沟、四川青城、少林等武术圣地中一些人物的故事，连拍摄带编辑历时近两年才播出，而其中一些章节，时间跨度是3年。编导赵聪曾就职于北京有线电视台《第三只眼睛》纪录片工作室，1999加入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他说，2001年在河南拍摄《今风细语江湖》时到少林寺见了德建大师，德建很快同意拍摄，就像一种缘分。这部片子想告诉观众的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优秀品质，那就是善良。片子做出来后，师旭平鼓励他们去参加影视节的评奖。
所谓“系列纪录故事片”，是一种模糊叫法，而张虹也多次强调《体育人间》中多是人物专题片，不能算纯纪录片，“我们也拍不起纪录片。”
“我们这个部门，台里发工资就4个人，剩下都是做片子才给钱，那自然就会想要多做片子同时降低成本，播出一集给13000块，那摄影、编导、撰稿等人的工钱都在这13000里。《体育人间》现在是靠题材取胜，偏重小人物，这样成本低、禁忌少。我们的片子在制作、表现手法上都有不成熟的地方，大概喜欢体育的观众对于粗糙和细致看得不是那么在意，但在拍摄纪录片的人看，他们会要求我们的手法有进步。”
按照王京宏的资历，他也该当个制片人了，但据说是因为“爱乱说话”，没能当领导。他说：“当领导也没意思，到老了一看，一辈子后半生没做什么片子，光当领导了。那还不如做几个好片子呢。”
2004年5月，王京宏去了一次贡嘎山，拍摄回来，到了12月还没有动手剪辑，他说：“这个片子叫‘重回贡嘎山’，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一个记录片，没有解说词，全是同期声录音，我想把这个片子弄得好一些，所以舍不得下手剪，不断在脑子里过。”
1956年，新中国登山运动起步，登山队员从工厂选拔抽调而来，与苏联登山队联合攀登慕士塔格峰。1957年，中国人第一次独立组队攀登7500米以上高峰，那就是贡嘎山。19名队员参加登山，最后有6人冲击顶峰成功。但在下撤过程中，3名登山者遇难，他们的名字是师秀、彭仲穆和国德存，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这3位烈士树碑。而3名成功登顶者是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他们3个人为一结组，在下撤过程中首先发生滑坠，但在悬崖边稳住，而另一结组的3个人随后发生滑坠。在1958年史占春先生撰写的《我们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高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悬崖相对高度有2000公尺，我们就这样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一声没有响地坠下了断崖，这种情形几乎使我们晕倒……为了把更大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用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内心的沉痛。”这是新中国登山史上第一次山难。
王京宏看到相关故事之后就提出设想，请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重回贡嘎山。但史占春先生的身体已不适宜长途奔波，刘连满和刘大义则从北京到了四川，从成都经雅安、泸定、康定，翻越二郎山和折多山口，最后回到当年的大本营贡嘎寺。1957年，他们就是这样坐着车、骑马进山的，2004年又把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体育人间》去了3台摄像机，3个摄影师1个录音师，这是节目组少有的大制作。总共10个人的队伍中还有师秀的儿子杨建国，他已经49岁，两岁的时候就知道贡嘎山这个名字了，“因为我父亲就长眠在这里。小时候我总是被‘冷冻人复活’一类的科幻故事吸引，坚信父亲一定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他不会变老，永远年轻。”
当年一起去登山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携带了两台摄影机。摄影师张克松一组在登山过程中发生滑坠，摔坏了一台。而后的雪崩又使一位名叫丁行友的队员遇难。王京宏说：“这样一来，登顶的时候，中央新影的另一台机器就不敢上了，就在下面等着，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没出片子。但他们还是留下七八分钟的素材，47年来一直没有公开过，我们从中央新影买了下来。”
“我的片子就是记述他们回到贡嘎山的过程，他们在途中回忆当初是怎么爬山的。我想，他们大概是一辈子最后一次去那里。到了那里为死去的战友扫墓，两个老人哇哇大哭。回北京后，当年参与登山的10多个人又到八宝山扫墓，我把他们拍摄下来，我希望片子结尾处是他们在墓碑前鞠躬的镜头，一个老人一鞠躬，我就闪现他当年的照片，同时用字幕把他后来从事的事业有所交代。”
第十三章 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场游戏一场梦
2004年夏天，NIKE公司与鲁尼签约之后，NIKE欧洲地区的业务主管、46岁的尤南·麦克劳林说，我们主打年轻人，NIKE必须记住，我们的竞争者不仅仅是那些运动品牌。
“我是玩着足球长大的，”他说，“动手垒球门，踢着球到处跑，这就是我们的童年。但今天，孩子们却坐在Play Station游戏机面前……因此我想，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让孩子们喜爱足球，让他们受到鼓舞，产生兴趣。过去人们以为，我们仅仅和ADIDAS或PUMA竞争，但事实上，我们还在和电子游戏或移动电话竞争，这些是孩子们的主要支出项目。”
《连线》杂志1997年7月的一篇文章称：“两大并存趋势——根本的技术变革和开放的社会新风——将改变我们的世界，使之进入一种全球文明的初级阶段。”
游戏无疑有助于你了解这两种趋势。当人们用“好玩不好玩”来评价一个电脑游戏时，这种价值观就不仅仅存在于游戏当中了。事实上，我们更多地讨论的是一种创造力。
你可以不玩游戏，但你很难拒绝一切好玩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好玩不好玩”这种价值观，但你很难否定这种价值观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你可以不玩游戏，但你应该有一点游戏精神；你可以没有游戏精神，但你最好有那么一点儿对庸常生活的超越态度；你可以没有创造力，这不碍谁的事。
会玩游戏的猪和一个沙龙
哈姆雷特是一头会玩电子游戏的小猪，他和他的兄弟奥梅来特是美国动物科学教授斯坦莱·科提斯1998年进行的实验中的明星。他们虽然还无法掌握像《神秘岛》那样复杂的游戏，但已经能够熟练地用鼻子操纵游戏杆，对屏幕上变幻的场景做出相应的反应，持续地玩1个小时以上。
科提斯教授提供给他们的是适合于10岁儿童的游戏，而哈姆雷特和奥梅来特都很快地掌握了技巧。“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确是在玩电子游戏时，”教授的助手回忆道，“我的下巴几乎掉到了地上。”
教授总是用巧克力豆和糖豆来鼓励他的那两头猪：“猪总是鬼头鬼脑的，总是在惦记下一口好吃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游戏很好奇，他们的观察力也非常敏锐，在掌握这类初级电子游戏的能力方面，他们不逊于灵长类动物。”
这个实验的目的当然不是要用猪来检验游戏的好玩程度，而是借助电子游戏了解猪的内心世界。教授相信，总有一天人与猪之间能实现彼此沟通：“许多动物的内心世界远比人类想象的复杂，尤其是猪，它们最终会被承认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哈姆雷特和他的兄弟很快被另外3头小猪所代替，因为他们彻底地玩腻了那些游戏。
不过，这个实验对电子游戏迷也有一点儿警醒的意义：过多沉湎于电子游戏会使人们产生类似猪一样的行为，坐在电脑或电视前面像猪一样呼气，哼哼，每天往自己的肚里塞进若干方便食品，因缺乏运动而体重增加，就像哈姆雷特，玩电子游戏的6个月间体重长了140公斤。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两个在泥泞时代流浪的人》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活着的目标就是让我的兴趣和职业相结合，就像我的双眼在视觉上只看到一样东西。”很长时间以来，这两句诗只表现出了人们在选择职业上的一种愿望，而很少有人看到它本身就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精明、放纵、具有孩子般天才的理查德·斯尔·乌曼使之成为可能。他曾做过工程师，并不成功，做过大学教务长，但被解雇。而后他发现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冲动：才华的享乐。这是乌曼的词汇，但要比设计师、作家或出版人这样的词汇更有意思，因为他整天在做的就是放纵自己的兴趣，过分的放纵，而且鼓励别人放纵，同时又能从“索尼”、“迪斯尼”、“Intel”那里拿到相当丰厚的报酬。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经济浪潮让乌曼得到了机会，他组织了一个沙龙性的聚会，并以此收纳钱财。他曾经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尔教授所吸引，那位教授做了一个关于昆虫怎样爬行的电视节目。乌曼立刻给富尔教授打电话，邀请他在自己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做一场无偿的讲座。乌曼说，这将成为评论的焦点，并改变富尔的生活。事实的确如此，富尔教授演讲之后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一大笔研究基金。
乌曼组织的讨论会名为TED，是技术、娱乐和设计这3个英语单词的首写字母，他搜罗的话题是技术、娱乐和设计的汇集。比如富尔教授演示了蟑螂如何直立两条后腿跑步，听他讲座的人工智能专家就会设想有没有可能造一种6条腿的昆虫机器人。
每年2月，TED会在加州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大约有660名左右的公司高级董事愿意交纳2250美元以求参与会议的资格。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