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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惊讶地转向美恩。那位护士默不作声地走向门口，亲自为我们开了门，温柔地说：“你们可以从这通道上出去。”
我再向姊姊那辉煌的面孔瞥了一眼，然后和美恩一同离开了。门外的走廊上堆着一堆衣服；最顶上放着的就是娜莉的蓝色毛线衣。
我弯腰拾起它来。毛线衣上已是七穿八孔，而且沾满了报上的墨迹，但那是一种可以触摸的东西，也是我与碧茜间最后的一点联系。但美恩抓住了我的手臂。“不要动那些东西！黑虱子！全都要烧掉的。”
于是我撇下最后一点与碧茜在物质上的联系。算了，这样更好。因为从现在起使我与碧茜联在一起的乃是天上的希望。
第十五章 三个异象
碧茜去世时脸上的荣美支撑了我好几天。我为那些爱她的妇女们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她的平安与喜乐。
碧茜去世两天以后的一个早上，点名时忽然人数不齐。其他营房的人都解散了，只有二十八后营房的人仍然双目望前，排队站在原地。扩音机响了，有一个声音说：“一个妇人失踪，全营房的人要继续站在拉格街上，直到找到她为止。左右、左右、我们不停地踏步，企图抖去那酸累大腿中的寒气。太阳出来了，只是冬天的太阳很弱，并不温暖。我低头望着自己那双脚：我的腿和脚踝都肿的奇形怪状了。到正午的时候，我脚已经全失去知觉。碧茜，你今天会是多么快乐！去到一个地方，没有寒冷，没有饥饿。在你和耶稣的脸面之间也不再有任何的拦阻！
直到下午散队的命令才下来。后来我们才晓得，那个失踪的妇人，在最上层的一张木台上找到了，但她已经死了。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扩音器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彭柯丽！”
有一霎那的时间，我呆呆地站在原位上不会动。有许久了，我的身份都是六六七三零号犯人，以致我几乎对自己的名字失去反应。我向前走去。
“站到旁边去！”
又要有什么事发生呢？为什么把我叫出来呢？难道有人举报我私藏圣经吗？
点名的手续继续拖了下去。从我站立的地方，我可以看见整条的拉格街。数以万计的妇女一直延伸下去，看不见尽头，他们的呼吸在漆黑清晨的空气中形成了一层白雾。
接着解散的汽笛声响了，守卫示意我跟她走。我踏着雪水跟在后面，尽力想追上她穿着长雪靴的大步伐。我的腿和脚仍旧又肿又痛，这是由于昨天在外头点名时站得太久的缘故。我的鞋带松弛的绑在一起。
我摇摇晃晃的跟在守卫后头，来到管理行政事务的营房。这座营房坐落在拉各界的尽头，也就是医院的对面。有好几个犯人已经站在一张大座子前面排队。一位官员坐在桌后，忙着在一张纸上盖印，然后将那张纸交给她前面的一为妇人。
她用德语说：“释放！”
释放？难道她自由了吗？是真的吗？我们大家……
他又叫出一个名字，另一个妇人来到桌前。又是签字，盖章；
“释放！”
终于她叫出“彭柯丽”的名字。我走到桌前，设法使自己站定。他签了字，盖上章。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纸上有我的名字及出生年日。在纸头顶端印了几个大黑字：释放证明书。
我头昏目眩的跟着其他的人穿过左边的一扇门。从另一张桌子，我领到一张火车证，使我可以免费坐火车经过德国，回到荷兰的边界。走出这间办公室，一个守卫指示我走过一条走廊，进入另外一个房间。那些先我进去的犯人正把身上的衣服从头上脱下来，然后大家靠着后面的一扇墙排队站着。
一个笑脸的工作囚犯告诉我：“衣服放在这边！”又解释说：“这是释放前的最后体格检查。”
我将圣经与长衣一同穿过头部脱下，把它们卷在一起，塞进一堆衣服的最底层。我也加入其他犯人的行列，赤着背脊靠着粗糙的木板墙站着。奇怪的是“释放”这两个字，使这些狱中的例行手续变得叫人百倍难受。其实已经不知多少次了，碧茜与我曾这样赤裸裸的站着。但如今自由的思想在我里面激动，以致这一次的检查要比以往更觉可耻。
终于来了一个医生，不过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男孩子，身上穿着军人的制服。他向我们这队赤身的女犯人望了一眼，目中流露出厌恶的神情。我们一个个在他面前弯腰，转身，张开手指。轮到我时，他的眼睛朝下看看我的脚，嘴唇因厌恶而皱了起来。
他说：“水肿，进医院去。”
说完便走了。我和另一个没有“通过”体格检查的女人草草穿上衣服，跟着那个工作的囚犯走出室外。天已经亮了。天空灰黑，白雪纷飞。我们沿着拉格街走去，一路经过无数的营房。
“那么……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
“我想会的，只要你脚上的水肿消失以后。”那位工作囚犯答道：“如果你身体不好，他们不会释放你的。”我见她正望着另一个犯人：这个女人的皮肤和眼睛都呈黯黄色。
到医院来看病的犯人沿着医院边缘排成长龙，我们一直穿过前门，进入后面一个病房里面。病房排满了几层的床位。我被安置在上层的一个床位上，旁边的病妇长着满身脓疮。但至少我的床位是靠墙的，可以垫高我肿胀的脚。如今最要紧的是使肿胀消失，好通过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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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自由的曙光使我对赖文集中营的生活施予毫无怜悯的批评，或是这里实在是个最野蛮的地方，我还不能断定。但这里的苦难真是叫人不能想像。在我周围的是一群受伤的女犯人。她们是新近由火车运来这集中营的，她们所坐的火车在途中被炸。这些生还的人断腿、缺臂，惨痛非常。可是每当她们呻吟的时候，还会有两个护士讥笑她们，故意模仿她们的呻吟声。
就是由其他病人的身上，我也看见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这是集中营中最致命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有同情心，她怎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呢？那些瘫痪了的和失去知觉的病人，不住的掉到这些拥挤、狭窄的病床外面。第一天晚上，就有四个妇人从上层病床上掉下来，跌死在地板上。能把自己的思想局促在一个人的需要上，不要看，不要听，反倒好些。
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听病房里的声音。整夜好些妇人用一个我不懂得的德文字，大声呼叫着：”〃Sebieber！〃“，他们那沙哑的喉咙一再喊着：“Sebieber！Sebieber！”
终于我明白她们是叫人拿便盆来。这里多数的病人都不能起身到厕所去。我虽然不愿放下自己的脚，但到底还是爬下床来，去做这些杂役的工作。那些病人的感激之情实在令人内心绞痛。“你是谁？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好像残忍和硬着心肠才是正常的事，正正当当地做人，谦卑端庄的待友反是一件叫人希奇的事一样。
当冬日的晨曦从窗口照近来时，我才察觉已经是圣诞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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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我到医院前面的医务所去，从那儿听见拉格街上踏步的声音。每次诊断的结果都是”脚与脚踝患水肿。”许多到医务所来的人也象我一样，是释放了的犯人。其中有几个在好几个月前已经开释了：她们的释放证和乘车证因一再开合都变得破烂了。如果碧茜还活着怎么办？我们的刑期自然会同时期满，可是碧茜永远都不能通过体格检查。假如她与我同在这里这么办？假如我通过了体格检查，而她通不过………
在神的过渡中没有”假如”的字眼，我仿佛听见她柔和的声音这样说。他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他的旨意乃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不要让我变得疯狂而冲出你旨意之外。
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好将我的圣经交给她。回荷兰之后，我多么容易能再得到一本——甚至一百本。但病房中没有多少荷兰女人会读荷兰文的圣经。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一个从武特律来的年轻女孩。当我把圣经悄悄的套到她颈项上时，她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神情。
我在病房的第六天晚上，两个便盆都忽然神秘的失踪了。在正中一行的病床上层有两个匈牙利来得吉普赛女郎。她们经常喃喃交谈，影响了病房的安静。我从来不从她们床边走过，因为她们中一个脚上患有坏疽，谁要走进她的病床，她就把那只患坏疽的脚伸到那人的脸上。现在有人高声喊着说，那两个吉普赛女人偷了便盆，藏在她们的毛毡下面，好叫自己不必上厕所去。我走到她们床边，请她们把那便盆拿出来——虽然我不晓得她们懂不懂德文。
忽然在黑暗中，一根潮湿而又粘稠的东西卷在我脸上。原来那个妇人把她的里脚布脱下朝我丢来。我呜咽着向走廊那头跑去，在厕所墙上的水喉下洗了又洗。我决不再到那号通道上去了！谁管那些肮脏的便盆呢？我受不了………
不过，我还是回去了。在以往几年当中我学了许多，知道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当那两个吉普赛女子看见我从她们那条通道上向她们那边走去时，两个便盆都锒铛一声地掉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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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在医务所中，值班的医生在我的释放证上盖了通过的印章。在这之前，一切手续都拖得很慢，但如今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迅速。在靠近集中营外面的闸门处，有一间换衣服的小屋。我在那里配上衣衫。内衣裤，一条绒线裙，一件实在美丽的丝质衬衫，一双几乎全新的坚固皮鞋、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有人发给我一张表格，要我签字说，我在赖文集中营中从未生过病，也从未有过意外，并且营中待遇很好。我签了字。
在另一座营房里，我领到一天配给的面包及另外三天的粮票。我的手表，荷兰币和妈妈的戒指也都归还给我，然后我跟着另外十个或十二个人一同站在营区的大门内等着。
那扇沉重的大铁门旋开了。我们跟着一名女守卫走出了大门。爬上那座小山，如今我可以看见那片湖，湖水由此岸到彼岸都结了硬水。松树和教堂的塔尖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如一张老式圣诞卡片上的景色。
我仍不能相信。也许我们只是到西敏斯工厂里去作工，晚上还要再回到集中营来。到了山顶，我们向左转，向城的中心走去。我的脚在那只很紧的新鞋中膨胀起来，但我咬着牙关忍受，紧紧跟在她的后面。我甚至幻想到那个守卫回过头来，用一只轻蔑的手指指着我说：“水肿，送她回集中营去！”
到了那个小火车站以后，守卫转身留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显然都是往柏林去，然后再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家。坐在冰冷的铁板凳上我们等了很久。
在我心中我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事。只有一件事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尽量不吃那块配给的面包，可是最后等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时，不料，那块面包却不见了。我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在凳下找，又慢慢走回火车站。究竟是我把面包失掉了呢，还是被人偷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是面包不见了，粮票也跟着没有了。
终于有一辆火车驶进站来，我们迫切地向轨道挤去，但那只是一辆军事人员的专用车。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许可乘一辆邮政车，可是才走了两站，又得下来，好把车厢空出来载食物。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过了半夜，我们才抵达那间弹痕累累的巨型柏林火车站。
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元旦。碧茜说得不错：她和我都出狱了……
雪花从破烂的天窗上落了下来。我在千疮百孔的火车站上来回踱步，心中感到万分的迷茫与恐慌。我晓得我必须先找到开往武尔镇去的火车。可是几个月来一直听惯了命令，我几乎失去自己行动的能力。最后有人指示我到远处的一个月台上去。新鞋又硬又窄，使得每行一步都极艰辛。但等我终于走上那个月台的时候，上面写着却又是到波兰一座小奥斯进去的，那与武尔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