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知青对老知青们再多一份客观，对农民的偏狭再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而青春期的我就会走出对人的判断的误区。
现在，了解我的人说我像个玻璃人似的戳在那里，对往来的任何人不设防范。我希望别人能以美好的心态对我，自己当然就要首先美好起来。人原本就该是美好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是如此。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1）
进台
能走进广播电视，实属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从小说一口纯正的长沙话。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都说普通话，家属也跟着说，所以从小我还会说点普通话。但是，那种普通话是不能当真的，我们当地称之为塑料普通话，就是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声韵母不变，在声调上往普通话靠一点。因为靠了一点，听起来有点普通话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种极具喜剧感的腔调，后来，湖南的方言相声演员奇志、大兵在春节晚会上，还用那种普通话跟大家说过段子。北方的观众或许听懂了，但是一定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普通话吗？确实，那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塑料普通话，只是他们两人说得更喜剧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说普通话天生自卑，人人都怀疑自己，当鼓足勇气开口，先不管别人听了如何，自己先解构了自己：我也能说出普通话来？湖南人生性张狂，说什么“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气大得吓人。唯独说普通话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丝毫底气，犹犹豫豫，听起来既不磊落，还智商极低，很让好强好面子的湖南人为之丧气。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说的状态上，说的效果上，都鲜生生地幽默着。至于为什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这恐怕也属于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银铁铜比起来，塑料脆弱如纸，自然抵不了用，当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外人最好别当真，全当幽默段子听了就是，这样，大家的心态都可以放松了。
我说的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资讯发达了，学普通话的途径多了，课堂上老师们都用普通话授课，如今湖南的年轻人不仅普通话说得顺嘴，台湾国语也张嘴就来，再跟他们讲湖南塑料普通话的幽默，他们怕是难得真懂了。
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样的塑料普通话满世界去朗诵。我的幽默就在于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许多，所以格外自信。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朗诵了广播电台里颇为风靡的诗《毛主席，请接受三军战士的敬礼》，尽管前后鼻音都不分，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小的轰动。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样被鼓胀起来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至少名称好听，先填上吧。
过了些日子，长沙广播电视局来了通知，说是考北京广院的学生要去那里口试。不就是朗诵吗？我会呀！
广播局设在市委大楼里，大楼是那种铺了木地板的老建筑。应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时候读了什么、念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了解的少女，那样的考试就像游戏一样，玩玩儿就过去了。北大复旦没考上，广院也没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无果而终。其实我没有考上的准备，因为没有认真复习，直到看见有人真的考上大学而不必下乡的时候，自己才如梦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为文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零点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时期，成天坐在知青点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天空发呆：我的前途在哪里呢？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原来，在头年高考的时候，广播局已有恢复广播的计划，把当年参加广院考试的学生资料留下来了，他们认为我还不错，希望我能去应考。
高考落败，前途渺茫，广播局的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准备。
还是那幢大楼。再次走进同样的地方，心情完全不同。我带来了高尔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次我全力以赴了。
主考官发现我的《海燕》朗读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当场示范，他说一个字，我跟着模仿一个，一次学会，我就不再错了。或许，这是我被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话起点不高，但语言悟性不错。
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用了“悟性惊人”这个说法来形容我。其他方面不敢说，当我在南方方言区，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干干净净，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时候，悟性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８日，我走进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
吐字发声
我前后练了五年，练得有滋有味。
对于如何播音，我只在进台的时候参加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办的一个短训班，时间大约五十六天。短训班太短，我们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闻怎么播，通讯又有什么不同，吐字发声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这点东西在广院专门学四年也许长了点，但五十六天就稍嫌不够，它毕竟是一门专业。这个短训班对我最大的意义，是我的普通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北京，也有生长在哈尔滨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长在长沙。
第一次听几个北京学员说话，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北京人。“怎么这么好听呀！和我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历来对自己的普通话自信的我，彻底不敢吭声了，一任他们在我面前恣肆地说笑。我们大家日夜吃住在一起，哪能不说话呢？在小心了几天之后，我彻底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硬着头皮开始同他们说了。说话的初期一定很搞笑，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对南方人是绝对的挑战，我记得我的儿音说得总不是地方，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瞎说，说的时候舌头不听使唤，出来的效果就像喜剧台词一般。举个例子：我会把“这部电影儿没劲”说成“这部电影没劲儿”，把“浑身没劲儿”说成“浑身没劲”。就那样乱说一气，却没有一个学员笑话我，我真感激他们的善良。那时候正是“盖了帽儿了”的说法在屏幕内外大行其道的时候，姜昆他们老在相声里说“盖了帽儿了”，而那会儿姜昆的相声全国正红。什么都是盖了帽儿了，我得学会呀！就这么一个说法，还把我憋得够戗：里面有儿化音啊！好不容易把音找会了，说的那个劲儿还不容易找。北京人说出来就是潇洒，特目空一切，神气极了。找不到北京人的那种心理依据，这几个字儿就楞说不好，怎么听都是外地人说的。
往往是，北京学员说一句什么，我就在心里默念一句，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骂人我都跟着学，我要学的就是他们说话的调儿，那个在南方人耳朵里听起来像唱歌一样的调儿。培训班上课，只要有普通话发音的部分，老师就重点让我练。我们那时的教材很少，课堂训练极为有限，我的普通话主要还是通过生活语言的训练来矫正。我对其他学员说，发现我的语言问题，随时给我指出来，别怕我难为情。记得有一天，我对张玫玫说“我病了”，玫玫对我说的内容没什么反应，先揪住我的字音不放：你把“病”字再说一遍。我说了一遍，玫玫说不对；她示范了一次，我跟着说就对了。玫玫说：不知道你怎么说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不对。当时玫玫说我的，其实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南方人没有后鼻音，就像山西人没有前鼻音一样。比如“望江亭”，湖南人就会说成“万尖亭”，仅把前后鼻音改过来就是一项工程。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2）
五十六天的培训班一结束，我已经是京腔京调，尽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纠正，但是那个调儿已经大体上对了，我说的已经不再是塑料普通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胜利。当我回到长沙台，我一张嘴，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不就是北京人吗？
在我学普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培训班是我唯一生活过的普通话环境，剩下的就是我如何在方言环境里不受干扰，继续把普通话学下去。培训班的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从此，我下决心在生活中不再说方言，我为此而鼓足了勇气。当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人面前突然改口用普通话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鸡里面戳只鸭的感觉使大家好不自在：我们家来了一个外人吧？妹妹嘲笑我：“哎呀，莫那么一本正经，赫死人（方言：吓死人的意思）！”在同学和邻里之间就更尴尬了：昨天说话还蛮正常的，今天就“拽”起来了。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声明：为了职业，我必须改口，请大家理解；如果硬是别扭，难以适应，我就只有得罪大家了。好在我的同学很宽容，尽管他们非常难受，他们还是忍着听觉神经的痛苦没有把我抛弃。记得有个男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对我说：“哎呀勒，徐俐耶，多谢你老人家讲长沙话咯，受不住嘞。”我想，最初的聚会一定是变了味儿的，真的不好意思。
有个哥们儿说我，徐俐一旦做件事情，那件事就变得很神圣。对于学纯正普通话，我确实下了相当的工夫，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改语言实际上是改一种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许多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随之改变。比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我喜欢一切京腔京韵的东西，我练声的时候经常唱的一个段子，就是骆玉笙先生的《重整河山待后生》。２００３年中央台的春节晚会，我唱了一段单弦，没有二十多年前对京韵的偏好，我断然不敢张嘴登台。与之相反，我排斥所有的长沙方言艺术，比如湘剧、花鼓戏、长沙弹词等等。排斥的结果是，前三十年呆在长沙，唱什么都着调，唯独不能碰花鼓戏，一碰就跑调。现在回想这些，自己都觉得像编的故事。我是从骨子里把方言放弃掉了，在好多年里，无论对谁，我再没有说过一句长沙话，那可是我出生以来就印在血液里的母语啊！
一字一句地改，一字一句地练，习惯成自然，真正把说的普通话里的方言味儿改干净，让任何人听不出一丝破绽，我大约花了五年时间。能够在方言区学好纯正普通话，对绝大多数长沙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传奇。没有我这样切身经历的人，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在方言区放弃方言改学纯正普通话会有多难。更多的经验是，别说在方言区，很多人即使已经到了北方或者北京，生活了一辈子，一辈子耳濡目染，还是乡音难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她们都是湖南人，她们分别在北京生活了二三十年。至今，李谷一想痛快地表达她的思想和观点，还是觉得方言更得心应手，方言让她的表达更加到位，这说明她的语言思维习惯还没有转变到普通话的范畴。作为歌唱家，李谷一和宋祖英在歌唱的吐字咬字方面下足了功夫，所以她们的演唱吐字珠圆玉润；而在生活语言上，李谷一和宋祖英一开口说话，就显露出了南方人的语言特点。我曾同她们交流过，她们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太难改了。我现在的一个同事就更有特点，他在北京读书就业十几年了，至今连普通话的味儿都没沾着，开口还是地道的方言。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根本找不到那个北京腔。我的体会是，即使学普通话对很多方言区的人存在相当的难度，但学到大致像，不是完全做不到，要学到滴水不漏确实不容易。我的职业需要我滴水不漏，所以我没有选择，尽管我也知道还有许多方言区的同行在语言上漏洞百出。对于专业学习语言的人来说，的确需要很好的语言悟性，但更多的还是学习的能力和毅力吧。我现在对所有人说普通话都格外敏感，不管南方人北方人，张嘴就知道他们的毛病在哪儿。当时有不少人建议我，应该写点这方面的经验体会，以便让更多人借鉴，可惜我没做。遗憾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