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毛病在哪儿。当时有不少人建议我，应该写点这方面的经验体会，以便让更多人借鉴，可惜我没做。遗憾的同时我不得不说，至少在二十年前，那些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吐字发声来说，学好普通话只是基础，最终需要的是普通话的字正腔圆。因此，每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台里练声，是我最初五年一直坚持的必修课。
市委大楼的顶层是一个空旷而废弃不用的大礼堂，市广播电台就在礼堂的楼下。每天早晨，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赶到台里，把办公室打扫完了之后，就到大礼堂练声。对于我，那是一天美妙的开始。
说真的，我从来不认为练声枯燥乏味，相反感到其乐无穷。那是一种十分专心的状态，你要感受练声器官的细微变化，要把握整套发声系统的需要，你的悟性在同那些发声器官微妙地博弈着：今天你会沮丧，明天就会欣喜若狂。
礼堂空旷而安静，它使我送出去的声音产生巨大的回声，那种回声让我陶醉。我要不时地提醒自己，要辨别回声的假象，要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博弈，本能的感官欣赏和理智之间的博弈。
发声是美好的，气息和位置在意念上高度统一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当我有能力掌握气息和位置的时候，我会大开大合地唱上一曲，作为我一天练声的结束。我喜欢结束时的感觉，那种感觉仿佛就是七窍通透，它带给我愉悦和安宁。
在陶醉于声音的同时，我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一个口腔动作，比如打开后槽牙。我习惯性说话牙关紧，牙关紧了，吐字就发瘪，声音也出不来，为此，我必须把后槽牙打开。因为训练过度，我会在生活中同人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来那么一下，或者槽牙关节像脱臼了一样挂在那儿，整个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一切“怪相”都让对方错愕，我的母亲更是忍无可忍。我的母亲很看重女儿相，她不知道我着了什么魔，无端生出那等怪样子，她说，你怎么像一个神经病，你那是为什么呀？
练声的时候没有老师指点，一切都在自我摸索中进行。我现在的一个小同事，刚从北京广院毕业两年，她说她不能想象没有老师指点怎么能练。小同事说，在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她到大三的时候才找到感觉，之前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体会。毫无例外，我也经常苦恼，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唯一的条件是能根据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去辨别和体会对错。我曾经错误地把声音位置往前提，过于提笑肌，而使整个声音又白又瘪，我至少为此走了两年弯路。到第四年，我的同事肖晓琳从广院毕业后回到长沙，在她的热情帮助下，我更正了一些错误观念，之后，又朝前进了一大步。
就这样，体会着，歌唱着，不知不觉走过了五年。
听广院的老师说过，我的吐字发声功夫即使在广院也算好学生。我曾经让我的声音很听话，在广播电台录制广播剧的时候，我演过小男孩，也演过老太太；我播新闻的时候，人说我的声音像中央台的葛兰，我播专题的时候又像中央台的虹云。确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些前辈是我心中顶礼膜拜的偶像，我曾经无数次地把她们的作品录下来，一字一句地听，一字一句地体会。我在广播电台的八年就是以她们为榜样和目标，一天天地走过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意念，尽管我是市级台的，但我绝不能小气，我一定要正，要有大台风范。我至今还保留了在广播电台播评论时的录音，声音之通透，句子之规整，让我现在都难以置信。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3）
青年信箱
现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发展口号，我大约记得上海提的是“大气、精致、包容”等，杭州提到了和谐一类的概念，总之，口号都想包含各个城市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以及理想的发展目标。长沙的口号是“敢为天下先”。
湖南人才情万丈，也豪情万丈，有领风气之先的传统。也许是这种传统使然，当初长沙电台刚开播没多久，就创办了一个广播主持人节目《青年信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主持人节目还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只有广东电台李一萍的一个主持人节目，后来有了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中央台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如果按时间算，长沙台的《青年信箱》在李一萍之后，而在徐曼之先。《青年信箱》出台就红，红到什么程度呢？每周星期四晚上七点半，在那个少有电视的时代，到处都可以听到由“孙敏燕”主持的《青年信箱》的声音，那个孙敏燕就是我。
长沙台的编辑里有多个文学青年，那时文学很吃香，诗歌和小说统帅了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编辑已有人在全国的创作评比中拿了奖，作品还拍成了电影，可见他们实力不俗。在我的眼里，那时他们在办公室好像除了伏案，身体没有别的姿势，他们成天都在写，写自己的小说或诗，或者写公家的各种文稿。他们精力旺盛，才气纵横，他们彼此较劲，又彼此欣赏，他们是注定不甘平庸的。有一天，他们当中的两个人提出创办一个主持人节目，或许因为他们是青年，他们就本能地想到了为青年服务。改革开放之初，久被禁锢的青年的思想极其活跃。那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随即在全国青年中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生出路的大讨论。讨论之严肃，影响之强烈，波及面之广泛，都是以后的各式讨论所不及的，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道独特景观。青年们渴望知识，渴望出路，渴望自然而然的爱情；他们热血、躁动、困惑和不安，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分担和分享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个谈心节目。编辑们希望主持人是一个有知识、有阅历、有同情心、善解人意的中年女性。电台刚成立，一切都年轻，我们没有中年女性。编辑们想到了我。我还是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年轻姑娘，没有恋爱，除了下乡七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社会阅历。怎么办？“那就在声音上想办法吧”。
什么样的声音才是一个有教养、善解人意、可信赖的中年女性的声音？
我看过作家张洁的一篇小说《含羞草》。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中年男性知识分子每天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日子久了，他发现每天在同一个时候，他总会在车上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女人不年轻，皮肤白，骨纤细，脸庞清秀，眉宇之间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男人发现女人不管站在车厢的何处，都似不站在人群中，她的思绪仿佛永远在别处。表情内敛又圣洁自爱的女人在男人的眼里充满了神秘。男人未婚，他没有在世上碰到他想要的女人，而眼前的这位仿佛就是。男人日日欣赏着女人，他想象着女人的一切，女人会优雅地喝茶，会亲切而含蓄地微笑，会从容地在世间各处行走。那女人会用什么样的声音说话呢？这个想法攫住了男人。男人想，千万不要是那种尖利的世俗的女人的声音，那种声音会让男人神经分裂；她最好是那种宽厚而柔和的、甚至略带点喑哑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沉静，有种难以名状的神秘，尤其是夜晚，那声音会穿过厚厚的夜幕而进入人的内心，夜晚的疲惫的心是欢迎那样的声音到访的。一个突然的急刹车，男人的脚踩在了女人的脚上，男人慌忙连说一串对不起。这时，只见女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男人轻声说了句“没关系”，又把脸移向了别处。天哪！这不正是我喜欢的声音吗？！宽厚的、柔和的、略带点喑哑的声音！男人欣喜若狂，女人在他的心里会这样的完美，他感恩般地畅想着，眼里竟涌出了泪水。
剩下的故事我不必再叙，大家各自去想象吧。
这个小说给我印象深的内容之一是男人对女人声音的想象，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依据：有教养的声音都是沉稳而从容的，能丰厚更好，丰厚的声音饱含阅历感，会给人以无限的想象，而没有想象余地的女人则是单薄的。
就声音条件而言，我的高音明亮，中低声区结实宽厚，似乎条件不错。但是怎么用声音我却不能一步到位，换句话说，在如何使用中低声区的问题上，我曾经吃足了苦头。因为没有老师指点，为了让声音丰厚，我曾片面地理解为压着喉头说话，造成声带严重疲劳，以至于在一段时间之内完全失声——除了气声，完全没有一点声音。我记得当时我们专业人员少，我失声之后，所有节目都压在另一两个人身上。领导有些急，埋怨我们：怎么搞的，怎么把声音都搞没了——虽然领导知道我们是想换一种声音说话。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在同错误的不断斗争中，“孙敏燕”的声音渐渐形成。有听众形容那种声音是：哲人听了想思考，诗人听了想赋诗——不知道他是如何听出来的。总之，在当时的收音机里能听到那样丰厚的女中音确实难得。为什么会取名“孙敏燕”呢？原因很简单，大家希望主持人的名字非常女性化，好记。我的播音名叫露凝，露水凝结之意，不大众化，拗嘴。关键问题是，大家并不希望这个新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过去的谁，大家希望从声音到说话方式都是全新的，别具一格的。开始想叫孙燕燕，怕有港台味之嫌，就改成敏燕了。
“长沙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青年信箱》节目，主持人孙敏燕”……我的同事韩建彪用方明似的声音说出了这个句子。“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此后的六年，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人们都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阅历丰富的女性，用她深厚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和青年们谈心。
青年们信任孙敏燕，很多人把从不对任何人说起的内心秘密在信中向敏燕诉说。有一位三十一岁的姓贺的女性，她和恋人真心相爱，在相处的五年中，尽管他们连手指头都不曾碰过，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然而，恋人意外地死亡了，贺女士伤心欲绝而病到，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贺女士来信向我倾诉：虽然五年了，她却始终难以忘怀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无法开始新的生活。这封信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来信的人大都比较年轻，很少三十岁以上的，对于这份信任，我该如何回复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她和她的年轻同事们都是我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他们曾坐在一起讨论过孙敏燕到底是个什么人，多大了，长相如何，其中还有人特别为孙敏燕画了一幅素描。凭借对声音的想象，他们笔下的孙敏燕人到中年，美丽、端庄、温柔、含蓄、气质高雅。他们太想认识孙敏燕了，他们为此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在电话里跟我说，如果我去参加，他们会打着小旗欢迎我。犹豫再三，我终究没去，我太年轻，我害怕他们见到我失望，我怕辜负他们对我已有的信任。就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孙敏燕只在收音机里如约而至，人们尽情地猜测，却丝毫见不到她的踪影。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在长沙台的日子（4）
孙敏燕成了恋爱专家，听众来信中有关爱情问题的占了大部分。我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地给周围的年轻人出主意。我记得台里有个女记者，跟她的男朋友吵架了，她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她好好利用这个周末，给男朋友打个电话，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直接约他到岳麓山去。周一她见到我的时候满脸春风，说我的办法太灵了，他们之间雨过天晴了。
还有一个女工，晚上下夜班的时候被流氓强暴，她从此守着这个秘密痛不欲生。她不恋爱，回避所有男人的好意，她觉得她的生活已经彻底没了希望。破例地，我和她见了面，我知道她需要别人听她倾诉。在我们的播音间，趁着午间休息我们谈了好久。那是一个文弱的女士，不幸的遭遇使她格外敏感，其实对她的遭遇别人已无能为力，我只能鼓励她走出来，相信人的善良，只要她不拒绝，她会找到属于她的幸福。我知道那天我说的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我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轻视她，我的真诚友好和理解给了她希望。
有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市委在体育馆组织大型活动，同时邀请几家媒体的青年节目主持人同大家见面。那天体育馆里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和现在相反的情况是，那时的节目主持人曝光率极低，除了在节目里，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