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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丽萍对这都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朝车窗外凝视着。
她能说些什么呢？她什么都不能说，也说不出来。她自己就是一个假东洋鬼子的女儿。
父亲林士杰，是个很活跃的人，早年曾在日本上过学，很有悟性，聪明过人，学会了一口熟练而又地道的东洋话。那时，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在东京弘文学院与《猛回头》、《警世钟》作者陈星台陈天华同过学，并一段时间和陈天华交往很深。他很赞同陈天华所深刻指出的“洋人列强为了奴役中国民众，采用豢养走狗的方式来统治中国，清政府早已成了‘洋人的朝廷’，一切都卑躬屈膝，奉迎秉承洋人的旨意，反对洋人列强必须也反对清朝媚外压内的反动统治。”他也很赞同陈天华的“为了反抗洋人列强，中国须先学外人的长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制服他。不学断不能制服”的观点。他很敬服陈天华。在清皇朝加紧勾结东洋小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的同时，日本国文部省又颁布了“取缔请韩留日学生规则”，一下激起了公愤。陈天华为抗议东洋小日本的罪行，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后，父亲林士杰曾悲愤至极，到处慷慨激昂地宣讲陈天华自杀时留下的《绝命书》，大声疾呼要遵循星台遗训，与国人一起“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的灵枢运回国内至老家湖南安葬时，父亲林士杰还曾随同前往，并扶枢、抬枢，以尽同窗好友之深情厚谊，并在这一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积极宣传“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也曾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后，父亲以随员身份跟随于孙中山左右。南北议和开始后，袁世凯花言巧语，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举荐袁世凯继他担任大总统，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五专使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到南京就任大总统职。父亲当时作为五专使随员，也来到北京。由于父亲一口流利的东洋话，颇为袁世凯赏识，父亲便被袁世凯的花言巧语所说动，脱离了南方，投到了袁世凯的门下。这时候的父亲，已经不是原来的热血青年的父亲了。袁世凯倒行逆施，想复辟当皇帝，父亲助纣为虐，为虎作怅，卖力地上蹿下跳，摇唇鼓舌，帮着给积极筹备，并还充当了活跃穿梭于北京与东京之间的信使。短命的“洪宪王朝”垮台，八十三天的皇帝在众叛亲离中郁悒而死后，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并一致要求严惩帝制祸首及其孽凶，父亲也在被声讨和被要求严惩的祸凶之内，东洋人出面给段祺瑞段大总理示意了一下，父亲逃脱了声讨和惩办，并被段祺瑞任命为青岛外事代办，全家搬到了青岛。
全家搬到了青岛后，这时候的父亲，对东洋人感恩戴德，不仅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热血青年的父亲了，而且，还已经更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人的父亲了。父亲不但在东洋人面前是一副奴才相，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言听计从，而且自己还穿起了和服，留起了小平头，留起了小仁丹胡，还给自己起了个东洋人名字：横田精次郎，平时有时在家里，还穿起了木屐，叭哒呱哒地走来走去，他甚至还想给妈妈和她林丽萍也都起个东洋人名字，让妈妈和她林丽萍也都穿上和服，像东洋女子那样说话、走路，还想把他们家的住房，也都改修成面积是多少铺席多少铺席的、带格子拉门的东洋式榻榻米房子。总之，父亲不仅使他自己完全东洋化了，成了个假东洋鬼子，还想使他们全家一切装饰摆设、一切衣着服饰、一切生活习惯，也都一古脑儿彻底东洋化。好多人背地里都鄙夷地叫父亲“假东洋鬼子”、“汉奸”、“卖国贼”、“背祖叛宗的嫁伙”。连有些有点正义感的西洋人和一些东洋人也都称父亲是为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的“犹太”。
她感到自卑，经常在剧烈的痛苦中自我熬煎，经受着这种无法向别人倾诉的痛苦的无情的折磨。她鄙视父亲，鄙视这个家庭，也非常痛恨父亲，痛恨这个家庭。
但是，她没有办法，她还离不了也摆脱不了这个家庭。
她费了好大的劲儿，哭过，闹过，绝食过，坚决要去北京上学，要去北大读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从这个家庭里走出来，离这个家庭远一点，当然，最好是能脱离开这个家庭，但是，事实上，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她无法脱离开这个家庭。别的先不说，就经济来源，吃饭、穿衣、上学的学费和其它各种学习费用，就像一条蛇一样的冰寒的锁链，把她死死地拴系在这个家庭、这个让国人鄙夷、唾骂的“假洋鬼子”、“汉奸”、“卖国贼”的罪恶家庭的黑色石柱上。就这一点，她就没有办法，只能沉浸在悲哀的无奈中，垂泪而已。
她也听说了，班上那个赵瑞芝，那个以女扮男装考进了北大，迫使得这座全国一流的大学率先打破“男女不能同校”的禁例，吸收了她为北京大学第一名女学生的赵瑞芝，是从两个坟墓般的旧式封建家庭里逃婚出来的，两个家庭都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那个所谓的婆家，当然不用说，一个铜子都不给她寄。而她的那个亲父亲，更为狠毒，不光一个铜子都不给她寄，而且派人带话：不再认这个女儿！不许她再登家门一步！好在是赵瑞芝很有心计，一直都想着出外读书，所以手边存有一笔很可观的积蓄。另外，赵瑞芝的母亲还不时地偷偷给女儿寄上来一些钱。当母亲的毕竟心软。不管怎么说，女儿毕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可是林丽萍自己不能和赵瑞芝相比。林丽萍生性懦弱，她没有想到、同时也不敢为将来自己离开家积蓄点私房钱。再就是她的母亲，比女儿还更懦弱，根本私下里不敢给女儿寄半分钱。所以，林丽萍她无法和家庭脱离。
这次催她速回家的加急快电，是父亲亲自拍发的，她不敢违抗。
火车吭哧吭哧地行进着。
林丽萍向窗外凝望着。
车窗外是一片深秋的景色。原来很亮丽耀眼的太阳，明显地黯淡了下来，现出了一层清冷的光圈。田园、林木在渐渐走向萎谢；大地上，尽管有金色和紫色掺杂在最后剩余的、依然还有一点青翠的绿色中，但在乏力的秋阳的俯照下，在淡烟般的雾气的笼罩下，已显示出了萧瑟干枯的迹象。
太阳在半打开着的车窗玻璃上闪闪烁烁。一丝丝凉风，从窗口掠过，吹拂着林丽萍的脸颊和头发，有几分凉意。
林丽萍把视线从车窗外远处的景色中收了回来，转过了脸，随手翻了翻摆在面前正摊开着的一本杂志。是最新近的一期《新青年》。林丽萍临上车前在书报流通处买的，准备在火车上看的。翻了几下，心神不定，再也翻不下去，林丽萍原又把它一合，思绪又回到了加急电报上。
这么紧急地把她往回叫，到底是什么事情？
林丽萍苦苦思索着。
会不会是关于她的终身大事？好多在外面上学的女学生，都是被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回去，或者干脆就是说哄骗回去，又被强制性地推进了洞房的。她会不会也落入这种情况？这很难说。
但是，仔细想想，又估计不会。
因为她现在还是个“独行客”，她还没有主儿，父亲还没把她定给什么人家。
然而，再想想，又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上个星期五下午，她在红楼图书馆阅览室看报，有几个面孔很生的、后来才知道是青岛来的学生，在和张国焘说什么事情，中间提到说青岛的外事代办如何和东洋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说这个狗汉奸、卖国贼为了取悦他的东洋人主子，竟不惜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东洋军官。不用说，这个外事代办指的就是父亲，所说的女儿，无疑地指的就是她，因为父亲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再没有别的任何女儿。记得当时，张国焘好像还有意无意地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无风不起浪。那几个青岛来的学生绝不会是信口雌黄、胡编乱造的。此事只可信有，不可信无。林丽萍很是知道自己的父亲。依照父亲的那禀性，如果真的根据某种需要，而又有这样的人选，父亲会这样干的！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的！他会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作赌注，押给东洋人的！林丽萍很相信这一点。所以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林丽萍思虑着，有些忧心忡忡。
这次回去，如果真的是这种事情，怎么办？
林丽萍的心，缩成了一团儿，微微有些颤栗。
她想起了，班上同学，张国焘、邓仲澥、高尚德他们，还有赵瑞芝、漆小玉、宋一茗她们，在送她上车的时候，都很关切地宽慰她：让她把心放宽；与此同时，他们似乎还预测到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都用一种很深沉的、满含着某种期望的目光望着她，让她勇敢一点，拿出新时代女性的气魄来，不要太懦弱；还告诉她，如果碰到什么难事，需要同学们帮助的话，就速来电报，他们将立即前往。在车厢门口，张国焘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了一句：
“切切好自为之！”
想到这些同学，林丽萍心头立即涌出一股热流，浑身感到振奋，觉得有了勇气和力量。她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如果狠心的父亲真的不念父女之情，为了自己的某种企图，拿自己亲生女儿去讨好东洋鬼子，她坚决不从！她下定决心：或以死相抗，或像瑞芝同学那样，弃家出逃，回到北京，回到同学们中间来，与同学们再作计议。
火车就在林丽萍这纷繁的胡思乱想中，一声沉郁浊重的长笛，驶进了青岛车站。
二
你真不会想到这是在中华神州的花园般的城市青岛，你还会以为是在东洋日本国的某一个城市里呢！
车站上，旅客熙熙攘攘，有装束不一、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也有很多的身着军装和和服的男女东洋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插在屋顶上和插在东洋鬼子兵手中枪刺上的白底红圆砣砣的膏药旗，在深秋的晚风中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飘舞着，哗啦啦地高唱着强者胜利的凯歌。随着这飘舞着的膏药旗所显示出的强者胜利之歌的威武气势，旗面上那白底上的红圆砣砣，在深秋夕阳的映照下，醒目地闪耀着它那腥红的、令人可怖的、森然的血色。车站上到处都是东洋鬼子兵。一队队东洋鬼子兵，就踏着这哗啦啦的强者胜利的凯歌的旋律，就沐浴着这膏药旗上红圆砣砣腥红的、令人可怖的血色的光辉，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在车站内外走来走去。也有单个的东洋鬼子兵，站在各个固定的哨位上，双手平端着刺刀，横叉开两腿，瞪大着眼睛，也可以说是警觉性特别高地，也可以说是虎视眈眈地，盯着从刺刀前面来去过往的中国人，而对他们的那些穿和服的东洋国人，则马上又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这些东洋鬼子兵们，以刺刀盯视着中国人，那架势，完全就像是双脚踏在他们东洋自己的国土上，在忠诚地严阵以待地守卫着他们东洋自己的国土，而那些满面灰色、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是要来强占他们国土的海盗似的。在出月台的门的两边的端着刺刀的东洋鬼子兵，更有着一副凶神恶煞的劲儿。
旅客们，尤其是中国人旅客们，都低着头，战战兢兢地从这森严的刺刀尖对峙的夹道里通过走出月台。出口处，有一个头上戴着顶东洋鬼子兵军帽、脚上还穿着双东洋鬼子兵大皮靴的中国人，在搜查着每个中国人旅客的身上和手中提的东西，说是看有没有违犯大日本帝国政府规定禁带的物品。
林丽萍跟着人流慢慢往外走去。
刚才在车上和林丽萍同一车厢的那位看护小姐和那位教员模样的中年男子，在林丽萍前面走着。
前面，突然一阵骚乱。
是一位老农民提了一小篮子山果和煮熟了的鸡蛋来车站卖，被几个东洋鬼子兵一抢而空，也不给钱。老人家的老伴患重病在家，老人家指望用这一小篮子山果和鸡蛋换几个钱，给老伴抓药，没想到碰上这么个情况。老人家追到车站里面来要钱，苦苦哀求着。那几个东洋鬼子兵不但仍不给钱，还对老人家拳打脚踢一顿凶残的毒打，把老人家打得皮开肉绽，浑身鲜血淋漓，哭天嚎地。周围的人都敢怒而不敢言。
轮到那位教员模样的中年男子过关口了。
“干什么的？”“假东洋鬼子”检查员厉声喝问。
“教员。”中年男子回答说。
“这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