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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实际 提倡务实致用之学
吕祖谦虽然是一个理学家，但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只是空谈道德性命。他的学说一方面是“以性命之学起”，并且“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道恶”。三行：“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的学规，但在另一方面又提倡治经史以致用。他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东莱博议》卷5）。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学合拍之处。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相互讲论切磋”，颇有共同语言。陈亮说：“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陈亮集·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又说：“伯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所不尽，箴切诲戒，书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书》）甚至还说：“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说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密，这对吕祖谦的思想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市，皆互相讨论，嗅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宋元学案》卷60）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广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同时还包容了唐仲友的“学务经世”思想。这说明，吕祖谦不仅强调“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时还强调“学以致用”。他说：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政，使之通达政体。……故国政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事，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岂
可不知天地间事。”（《遗集·杂说》）在这里，吕祖谦说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说明了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教育之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人才。
为了说明学以致用的道理，吕祖谦以百工治器为喻，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因此，他对当时士人只重虚文不察实际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今人读书，全不着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同上）！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只读圣贤之书，不闻实事之人并无真才实学。因此，吕祖谦不仅强调学以致用，还提出了如何培养有用之才的途径。他说：“为学须日用间实下功夫，乃得力。”（《遗集·与学者及诸弟》）他要求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同上《与内兄曾提刑（致虚）》）。他这些思想，在《太学策问》中明确归纳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十个字，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主张。
在吕祖谦自己的治学方法上，就尽力实践了上述思想。在认识方法上，主张研究问题“不可有成心”，强调“参合审订”、“再三商榷”，并且十分重视民众实际生活的经验，认为“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文集·杂说》）。不仅提出了治经史以致用，同时还用大部分时间对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著有《历代制度详考》一书，企图经过研究与考察，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寻求解决当前国计民生问题的办法。例如，他在《历代制度详说》中，就提出了针对当时赋役、兵制、田制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考查历代赋役制度的利弊后，便提出了“寓兵于农，赋税方始定”的意见。在田制方面，提出了“均田”的主张，在兵制方面，他指出了当时兵多为患，主张精兵，他说：“敌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11）
注重实际，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说明吕祖谦在学风上不同于当时所谓正宗的道学家，因为那些道学先生习惯拱手端坐，空谈性命道德，对于国计民生中的实际问题却不屑一顾。更表明了吕祖谦多少有一些超越于理学束缚的地方，难怪朱熹批评他说：“伯恭之学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唯君举为其所长。……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朱熹同陈傅良、特别同陈亮在学术观点上分歧很深，上述评论实际上是对吕祖谦的不满，所以他还批评吕祖谦“博杂极害事”。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儒林四》
2．《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4．《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5．《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6．《宋元学案·荥阳学案》
7．《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
8．《吕东莱先生遗集》
9．《左氏东莱溥议》
10．《增修东莱书说》
11．《重修浙江通志用·丽泽源流传》
12．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13．《金华丛书书目提要》卷7
14．《陈亮集·文集》卷20
心学祖师 陆九渊
（1139—1192）
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个系统，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宋明时期，以研究儒学经典“四书”、“五经”之义理的“义理之学”；从狭义上讲，是指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共称。因为无论程朱之学或陆王之学，都把“理”（或称天理）作为其学说的核心范畴。理学是后期封建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和巨大的。作为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创始人的陆九渊，自然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豪门苗裔 聪颖早悟志气高
陆九渊，字子静，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卒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由于他在中年以后，到贵溪的象山居住讲学，又自号“象山居士”，故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
据《象山先生行状》记载，陆九渊的远祖为妫姓，战国时期，取代姜姓齐国的田氏先祖敬仲（田完），就是妫姓之后裔，所以陆家的祖先又姓田。陆九渊家族一系，是齐宣王之少子元侯田通传下来的，因当时四通的封地在平原盘县陆乡，他于此定居，故改为陆姓。自四通下传至第42代的陆希声（陆九渊的八世祖），做了唐昭宗的宰相。五代末期，陆家因避战乱，才迁徙到江西抚州的金溪，购置产业，是当地声望很高的豪族大姓。但是，从陆九渊的高祖到他父亲四代，都没有人做官，这是陆家处于衰落的时期。陆九渊为其弟九叙所写的墓志铭中说：“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陆象山全集》卷28）又说：“吾家素无田，蔬园不盈十亩。”（《陆（九皋）修职墓表》，同上卷28）他们主要是靠开药店的生意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个没落的官僚世族家庭，传到陆九渊这一代，由于他的二哥陆九叙善于经营，经济状况又大有好转，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陆九渊的父亲名贺，生九渊兄弟六人，陆九渊最小，他的四哥九韶、五哥九龄，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理学家。陆家也是世代崇尚儒学的书香门第，陆九渊的高祖陆有程，就是一位“博学，于书无所不观”的学者；曾祖“能世其业，宽厚有容”；其祖父陆晋“好释老”；其父亲陆贺也是一位典型的儒生。（上引均见于《象山全集》卷27）
陆家世代谨守礼义，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家族。九渊的父亲陆贺“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昏丧祭之礼行之家，家道之整著闻乡里。”（同上）完全按照封建制度的礼仪来整治家风，后来孝宗皇帝赞扬说：“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象山全集》卷36《年谱盯这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在《宋元学案》卷57中有如下介绍：
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陆九韶）以讽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是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上述介绍表明，家规十分严格的陆氏家族，是完全按照宗法制度管教族人。陆九渊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封建礼教之代表人物，由于他能严格奉行这个制度，所以《年谱》说他“事继母（其生母早在他幼年时即逝去），与诸兄曲尽孝道。”由于九渊兄弟有孝亲的名声，所以其一家都受到宋孝宗的赞扬。
陆九渊自幼聪明好学，是一个早熟儿童，《行状》说他幼年时期不喜欢游玩，“敬重如成人”。他善于思考，“遇事物必致问”，三四岁时，“一日忽问：‘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寝食。”五六岁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亦尝问人曰：‘伊川之言，奚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上引均见《象山全集》卷33《行状》）开始怀疑程颐的学说，认为同孔孟不一致。这说明他很善于思考，在学习中能够提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受权威的束缚。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他后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自成一家，有着重大的关系。
勤学好问和早熟的陆九渊长到十六七岁时，更是少年气盛，能为国事担忧。《年谱·绍兴二十四年》，陆九渊16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便慨然剪去长长的指甲，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并且说道：“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可为耻。”（《象山全集》卷36）从此便立下了抗金复国之志。所谓“中国夷狄之辨”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然其反抗侵略、恢复统一的要求，则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对于那些不关心国家安危，只顾眼前享乐、但求苟安一时的无义之徒，他深以为耻、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赞的。
二、功名早成 治理荆门有政绩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陆九渊参加乡试，以《周礼》中举，名列第四，考官王景文对他的考卷内容十分满意，笔批说：“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这表明，青年时期的陆九渊，不仅学问很好，并且已经成熟了。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再参加乡试，又以《易经》中举。次年赴京应南官试，一举中了进士，当时主持南宫的考官就是吕祖谦，他早闻陆子静之名，敬其人而爱其文。事隔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那时看了你的高文，顿觉心开目朗，就知道作者是江西陆子静了（《象山全集》卷33《行状》）。此后，陆九渊在学术界的名声更大了，“时俊杰咸从之游，先生朝夕应酬答问，学者踵至，至不得寐。”（同上）从这以后，他开始了讲学生涯，同时也进入了仕途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