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温柔的回忆变得凄凉而黯淡。
我们沉默着。这沉默是生硬而痛苦的。女主人忘记了收回她的笑容，
忧郁地凝视我们。
周大杰低头长久地玩弄着那只粗糙的茶杯，我躲避女主人的凝视，想
起了十年前的欢乐，和一些久已忘却了的细小的故事？ 。火热的场面，风雪
夜的奔走，激情的歌唱？ 。那些青春的诗。现在，那时候最出色的女郎就坐
在我们面前——以另一种身份。我觉得，我是走进了一篇小说中间，痛切地
感受了时间鞭子的抽打？ 。“我们九年不见了，不是？”
“是的，整九年。”
“时间过得好快呵！”女主人叹息：“这九年，你过得好么，马莱？”
我自然过得不好，我简略地说了一点我的情况。接着，问起她的情况。
“我么？”她凄苦地笑：“你看见的，就是这样？ 。许多话，一时也无从
说起。”
我们又沉默了，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我们是生疏的。我感到这一
次的拜访是不必要的，我们不能得到什么，除了失望和痛苦。我想告辞，却
又一直犹豫着，如一种什么力量拉扯着，没有开口。
女主人也显然地感到了局面的僵硬，她低头喊一直惊异地望着我和周
大杰的三个小孩：“来，喊伯伯，喊马伯伯，周伯伯。”
孩子们畏缩，害羞，不肯喊。
“他们的父亲呢？”周大杰问。
她望着周大杰，似乎不明白他的问题。接着，她又望着孩子们。
“死了！”好久后，她轻轻地回答，垂下了头。
“死了？”我不自觉地惊问。在说出口后，我就知道我的发问是愚笨的。
“在一年前，”她抬起头，用异样的音调回答。我看不见，但感觉到了她
的眼泪。“敌人投降前两个月。”
暮色下沉，屋内更暗黑了。女工掌着油灯走进来，将灯放在桌上后，
又在我们的沉默中退了出去。
“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周大杰借着桌上的灯点燃了烟，递了一支给我。
“一个军官。”
在油灯的暗弱的黄光下面，这阴暗、古老的土屋，是有了另外一种气
氛。我们渐渐地不再感到窘迫。女主人轻言细语地谈了这九年中的她的经历：
战争初期，像那时候的多数年轻人样，她是狂热而感动，抛弃了幸福的家，
投奔到此方；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军人，发生了爱情，结婚不久，
有了孩子。因为战争的变化，她随着丈夫，移到了华中，胜利前两个月，他，
那个军官，在一种极端残酷和壮烈的情形下面，死在另一种战场上。
“因为孩子太多，和一点别的原因”，她压抑着激情，低声地说：“我无
法继续工作，回到了这边。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贤妻良母了。”沉默了一
会后，她抬起头来，“对我失望了么？”我没有回答，我不能回答。点燃了
第二支烟。
“这八年，”她说，“对我是一个艰苦的磨炼？ 。现在，因为孩子，只有
暂时守着。有时候，心里，苦得很。只要孩子有个交待，我还要再走出去。”
她的热情的低微的谈话，她的在油灯下抱着孩子的姿态，和她的经历，
使我们因久别和别的原因而来的距离，渐渐缩短了。她对我，已不是一个生
疏的主妇，而是，像九年前一样，仍是我的亲切的友人；我想到，先前以“罗
曼蒂克”的心情来拜访她，因为她的苍老而失望，是一种罪恶。
我站起来，走近她，问：“还记得九年前的许多事情么？”“忘不了！”
她点头，“回到这个城市来时，我很激动，是希望着什么，期待着什么的。
但我发觉这个城市给我的只是冷漠。老朋友也都不见了，——仅只在街上遇
见一次周大杰。我也就不大出去了。每天黄昏就这样坐在这个阴暗的窗口。”
“还有过去的那种豪情么？”
“相信我！”她语调是坚强而痛苦：“还是像九年前一样，帮助我！”
我们站起来告辞，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掌着灯送我们穿过院落。
田野已溶化在黑暗中，一片寂静。她伸出另一只手来：“那么有空再来玩，
我——寂寞。”我紧紧地还握她的手。“再重复一次，”她沉重地说，金色的
灯光，摇晃在她有一点苍老、沉毅的脸上，“相信我，帮助我！”
当我想回答一点什么的时候，眼睛突然湿润，就放开了她的手，走了。
她将手上的油灯高举，为我们照路？ 。１９４６年
哀悼以外
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
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
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
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
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
——调皮的学生。
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
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
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
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
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
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
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
“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
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
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
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
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政界的
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
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
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亲（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
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
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
管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
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
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
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
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
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
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
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亲再三来
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
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
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
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
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
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
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
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
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
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
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时代献身的激情。我们热情地谈着，
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
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
花江上》。最后我送他到家，紧紧地握手，两人都流泪，相互叮咛永不相忘。
当他走进去后，我还站在阴暗中，久久地凝视在夜色中的荒凉的废园和楼上
窗口不安的灯光。？ 。不久后，我沿江西上到了重庆。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他
的消息。后来他从另外一个朋友处打听到了我所进的学校，给了我一封很长
的信，告知了他这几年的情况：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难。
他原也进了学校，现在已经辍学，打算先将母亲安顿在一家亲戚处，他好走
自己的路云云。信的语气已不像过去那样爽朗，甚至有一点阴郁，但还迫望
着进步。我想，这个社会的某一面的现实已在他面前揭开了。这是残酷的，
也是不可免的。而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热情的少年的发展道路上，一点痛苦和
一点折磨也正是养料吧。我很快地给了他一封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
也许他已离开了原地，而开始了悲壮的飘流了吧！我为他祝福。这样不知音
讯地又过了两年多，我们却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下重逢。
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搭公共汽车去城里。同车的两个乘客因为一点什
么事争执得很厉害。那当中的一个人的语调我似乎是熟悉的。我在人丛中挤
了过去。我谨慎地打量了好一会后，就兴奋地大喊了一声。那果然是他——
蒋良华，他已变得多了，戴上了黑边的眼镜，穿起了长袍，神情像一个中年
人。但我还是从他的脸上的某种表情认出了他。
他也显得非常惊喜，向他的对手道歉，结束了争闹。我们在最近的一
站下了车。我引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冷酒店。我们之间有一点拘谨，一点矜
持，这是久别的友人之间常有的情形。当喝下两杯酒之后，话就渐渐地多起
来了。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后，他向我诉说着这两年间的遭遇。辍
学以后，为了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做了半年的小公务员。接着湘桂战争爆发，
无法买到车票，他和母亲只有随着逃难的人群步行。因为沿途劳累和积年的
忧郁，在途中母亲病倒了。到南丹时，母亲的病更严重。他说：“母亲实在
不能再多走一步了，坐在地上，倚在我的怀中喘息。她的脸色苍白得真像一
张纸，额上一颗一颗的汗珠。那时候要弄一杯水都非常困难，还谈什么治疗
呢。而且也没有钱。我眼望着她受苦，没有一点办法。我心里纷乱极了。你
相信么，在刹那间，我甚至希望她快点死去。而她终于死在我的怀里。弥留
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你走吧，华，你妈一生也苦够了，你走吧，妈
会保佑你的。’你看，她还是只记挂我。”他的眼睛湿润，低头呷了一口酒，
接着又说：“我草草地埋葬了她，在坟前做了一个记号，打算有机会再去看
看。而我看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有了。”他呛咳着，脸上泛着激动的红色。
我告诉他我的母亲也是死在那一次逃难中。后来问到他到重庆后的情
况。他说他在重庆的熟人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小学教员的位置。
“也只是混一碗饭吃而已，这年头？ 。”我惊异于他的语气，“少年人的
那种单纯的热情我已经消失了。人生的道路原来是这样艰难。父亲一死，我
开始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残酷；想将母亲寄居到一家亲戚家里，那家亲戚曾经
得过我父亲很多帮助，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们却只给我白眼。母亲的死，
更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凄凉。而生活又是这样不易？ 。”
我沉默着，在我面前坐着的是我少年时的同伴，而且我们是一道谈到
过理想和追求的。
现在他的雄心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给予安慰还
是责备。当他低头喝酒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
虽然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吕纬甫。
“我相信对这个社会和它的前途，我是还有所认识的。”他以兴奋的语调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