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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在波托西发现的矿脉太丰富了，因而相比之下，其他的矿都被舍弃而来开采这个富矿。（萨拉特：《秘鲁的征服》，第６册，第４章。）根据加西拉索的记述，突然涌现这么大的财富的结果，从这期间开始约有十年功夫，在这个地区里的一副马蹄铁的价值差不多与同样重量的银子相等。见《王家评论》，第１卷，第８册，第２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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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表示忠诚的礼节，让人吻他的手，而且不允许任何人，不管其官衔多高，在他面前落座。①但是这种说法被别的人否定了。 像皮萨罗这样一个爱虚荣的人，头脑简单，散漫，任性，当他看到自己从一个卑微的地位跃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时，是会因大权在握而有些飘飘然的，因而目空一切地对待他一度曾敬重过的那些人，这是毫不为怪的。 但是一个在其兴盛时期经常看到他的人向我们证实说，情况并非如此，这个统治者一如既往，就像升迁之前一样表现出那种直率和军人风度，和他的同伴们保持着鱼水般的交谊，表现了迄今曾受到人民热爱的同样的品格。②
不管怎么样，肯定不乏那些怂恿他抛掉对王室的忠心并为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的人。 在这些人当中就有他的副官卡瓦哈尔，这个人的胆大包天的气概从来就是毫不畏缩地将事情干到底。 他坦率地规劝皮萨罗立刻放弃他对王室的忠心。“事实上，你已经这样做了，”他说，“你已经用武力攻击了一名总督，把他赶出这个国家，并在战斗中击败和杀死了他。 你能从王室希求什么好感，或者甚至宽恕呢？你已经走得太远了，既不能停止又不能后退。 你必须勇往直前，宣布
①“他带来了八十名卫队士兵和许多骑士。没有人在他面前坐下，他只向寥寥几个人脱帽致敬。”见萨拉特：《秘鲁的征服》，第６册，第５章。②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２卷，第４册，第４２章。 加西拉索曾有机会亲身了解贡萨洛的生活方式，因为，据他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有时在贡萨洛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征服者很少给予任何印第安人这样的优遇，这一点在这位印加历史学家的身上起了作用，他对贡萨洛。 皮萨罗的描绘较之对其大多数同胞的描述更具赞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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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为国王；军队和人民都将支持你。“据说，他最后劝他与印加王国的女性代表科娅结婚，这样一来，这两个种族今后就可能在一个共同的君权之下和平相处。①
这个大胆的顾问的劝告也许是在现存情况下能够给予皮萨罗的劝告当中最适宜的一个。 因为他像一个掉以轻心地高高爬上一座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的人——爬得太高了，以至无法安全地爬下来，而同时又没有可靠的攀附处，他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爬得更高，直至达到顶峰为止。 但是贡萨洛。皮萨罗从置他于公开宣布反叛的立场上退缩了。 尽管近来他曾被诱惑到犯罪的道路上，但是忠于王室的感情在他的心中扎根太深了，以致很难全部根除。 虽然他曾用武力反对过他的君王的措施和官员，但他却不准备举起他的剑反对君王本人。 在他的胸怀之中，无疑有着互相冲突的感情；像麦克佩斯，②以及很多具有不那么高尚的性格的人一样，
①加西拉索：《王家评论》，第２卷，第４册，第４０章；戈马拉：《西印度史》，第１７２章；费尔南德斯：《秘鲁史》，第１卷，第２册，第８章。 诗人莫利纳曾用善意的笔调描述了卡瓦哈尔和他的司令官之间的这一段情节，在他的《美洲巾帼英雄》中，在描绘贡萨洛的谦恭长处时，使用了一位诗人的某种对忠君之情的夸张之词。 尤利乌斯。 凯撒本身也不比这更宽宏大量。“我的君王，我的西班牙，我宁可去死，为的是不使西班牙丢失面子，保存王冠易如反掌。但我抛弃到手的王冠，洗净奇耻大辱，维护西班牙的声誉。”
②麦克佩斯（？—１０５７年），苏格兰国王，他的生平故事构成莎士比亚《麦克佩斯》一剧的基本情节。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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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牌不搞鬼，却希望不正当地赢钱。”
不管在他想象中所描绘的那个空中楼阁式的君权的图景是多么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可他没有那种胆量——我们或许也可以说，没有那种罪恶的野心去试图攫取它。即使在被怂恿走向危险的极端的这一时刻，他也准备派一个使团去西班牙，为他所采取的行动步骤进行辩白，并请求对过去的事情予以赦免，完全确认他的权力，继其兄弟出任秘鲁政府的总督。 皮萨罗没有用卡瓦哈尔那沉着的、富有预见性的眼光察视未来。
在撰写关于西班牙殖民开拓史料的作者们的传记介绍中，一定不要遗漏埃雷拉的名字，他对于这个巨大的主题做出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作者都多。 他对秘鲁的叙述在其伟大的著作《西印度史》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该历史是按编年体例编排的。 但是，由于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与这一著作的其它部分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因而我将冒昧地提请读者可以从《墨西哥征服史》第３卷的附录中找到对这些卷册及其博学的作者的充分的叙述。在我记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经常要感谢的另一位年代史编者是弗朗西斯科。 洛佩斯。 德戈马拉。 读者在《墨西哥征服史》第３卷第５册的附录中也将找到对这位作者的介绍。但是，因为在那里对其著作的评述只限于他的《新西班牙编年史》，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的更伟大的著作《西印度史》谈一些意见，在这部史书里，秘鲁的历史占有显著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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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群岛史》意欲对西班牙在各岛屿以及美洲大陆的整个征服范围的史实作一个概述，即到１６世纪中叶为止所达到的范围。 由于这个缘故，虽然戈马拉似乎从未访问过新大陆，但他却处于一种能够获得最灵通的情报消息的地位。 他很熟悉那个时代的主要人物，并且从他们自己的嘴里收集了他们的史实的细节；同时，由于他身居宫廷，所以掌握那里的各种看法，并且了解经过的事件对那些最有资格作出判断的人所产生的印象。 因而使他能够在其著作中介绍很多有趣的详情细节，这在那个时期的其它记录中是找不到的。 他的研究范围超出了只研究征服者的活动，并且引起他对他所描述的国家的全部资源进行评述，特别是对其自然方面和生产进行评述。 这部著作的结构和其用词一样，都表明这位有素养的学者精通写作艺术。 戈马拉不像古时军事年代史的编者们那样文字纯朴、吸引人却又不老练，他以这个世界上的男子汉的锋利和辛辣的批评来对待他的各种不同的论题；同时，他的描写内容丰富而又文词简练，与那位修道士式的年代史编者的那种冗长而松散的文章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些文字上的长处，与作者由于有机会获得情报消息而得到的知识相结合，保证了他的作品免于湮没的命运，这种命运常常在等候着未发表的手稿；他有幸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它们印行了不只一个版次。 可是它们并不具备可靠性的最高标志。 作者轻易地让未得到同时代人证明的叙述载入他的记录之中。 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轻信，因为他的头脑毋宁说是与轻信相反，而是由于明显地缺乏一种忠实于历史的严格精神。 对于戈马拉在陈述中的漫不经心——用一句适当的话来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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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当代就有人向他提出过非难；加西拉索对我们说，当找来一些在秘鲁的骑士叙说与他们有关的严重失实的陈述时，这位历史学家显得很尴尬，做了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这是他的作品的大缺点，使它对现代的编纂者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了，他们寻求未经玷污的事实真象的源泉，而不需要很多格调较低但比较审慎的编年史。在本书中还引用了另一位权威人士贡萨洛。 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的材料，我曾在别处对他有所叙述；好奇的读者会允许我指出，在《墨西哥征服史》第４册的附录中，对他的生平及其著作做了一个评介。 ——他对秘鲁的叙述收编在其伟大的著作《美洲自然史和通史》手稿之中，构成这部史书的第４６和第４７册。 它从皮萨罗在通贝斯登陆一直写到阿尔马格罗从智利回来，因而包括了可以称作征服这个国家的整个过程。 它的写作风格与它所属的那部著作的其余部分的风格是一致的，找不出任何批评理由，说它与已为人熟知的奥维多的著作的一般特点有什么不同。这位杰出的人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世界闻名的人物。 他久居于宫廷之中，熟悉西班牙的达官显贵，可是他在殖民地也呆了很长时间，因而对他从别人的报告中得到的材料又增添了亲身经历的硕果。 他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涉猎到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学科，以及殖民地开拓者的文明史和个人生平。他立刻成了他们的普林尼和塔西佗。①他的著作充满了对各种人物的描写，刻画得生动活泼。 他的意见是辛辣的，常常
①两人均为古罗马的历史学家。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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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种富有哲理的笔调，摆脱了通常的年代限制；而故事的进程因有大量的个人轶事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貌，使人能立刻洞悉当事人的性格。以他的杰出成就，以及受到尊敬的社会地位，令人觉得很奇怪的是，他的很多著作——整整一部伟大的《西印度史》和他的奇特的《五十人传》——竟然长久滞留在手稿阶段。 这部分地应归咎于命运的多蹇，因为这部历史不只一次处在发表的前夕，即使现在也被认为准备付印。 可是它有严重的缺点，这可能是使它保持在现有形式下的原因。 依其写作的漫笔和插叙的风格来看，它多半像一部伟大历史的注释，而不是历史的正文。 它可以被看作是对那个时代的评论或解说。 从那种观点来看，他的记录有很高的价值，经常被一些作者所引用，这些作者并不谨小慎微，他们敢于占用古代编年史学者的陈述材料而不对其作者表示感谢。很遗憾，奥维多更关心的是告诉人们新鲜事，而不是弄清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事情严格属实。 在他的众多长处当中很难发现历史的准确性。 可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对这种情况的一种辩解，即正如已经提示过的那样，他的著作不大具备经过润色之作的水平，只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备忘录而已。 在这些著作中，所有的事情、谣传和事实——甚至最互相矛盾的谣传——都随意记下，成了一堆材料的大杂烩，考虑周到的历史学家可以利用这些材料，经过巨大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来组成一部严谨的作品。另一位值得专门介绍的作者是佩德罗。 谢萨。 德莱昂。他的《秘鲁史》应该适当地称之为旅行记，更确切地说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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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理志。 他对这个国家在被征服时期的地形面貌作了详细的描述；描述了它的乡村和城镇，印第安人的和西班牙人的都有；描述了它的繁荣的沿海地带，它的森林，溪谷，以及腹地的绵延不断的山脉；描述现存居民的许多饶有兴趣的细节——他们的衣饰，风俗习惯，建筑物的遗迹，以及公共工程——这些居民虽然散布于全国各处，但可以找到对他们的早期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形态的介绍。 总之，它是这个国家的自然和精神面貌的一幅活生生的图画，这是在征服时期看到的情景，而且是在第一次受到欧洲的影响的那个变迁的时期的情景。 在这么早的时期，一部著作的构思就建立在这种哲理的基础上，使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时代的马尔特－布戎①的构思——Ｐａｒｖ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ｒｅｍａｇｎｉｓ——。 这本身就是其作者头脑具有巨大的分析理解能力的标志。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文物工作者为此开辟蹊径；旅行者的随笔录也没有作什么提示，科学考察者也没作出测量。 可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距离全部由这位勤奋的作者记录下来，考虑到他必然遇到的种种困难，他所标出的各个地方的方位以及它们的特征就是足够准确的了。 而且，这部著作的文学上的写作风格也是很讲究的，有时甚至是丰富多彩，生动形象；作者带着一种着了迷的情感来描绘连绵山脉的雄伟美丽的景色，这在枯燥乏味的地志学家的笔下是不多见的，在那些粗野的征服者的叙述中更是少有。
①马尔特－布戎（１７５—１８２６年），原丹麦人遭放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