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他们甚至挤站到陪审团席上。许多记者互相熟识，因为他们报道这起华尔街丑闻案已有四年了。
法官金巴·伍德对米尔肯说，如果他雇不起律师法庭可以给他指定一个。这时有人吃吃地笑起来。接着，法庭气氛变得严肃起来，米尔肯开始宣读认罪书，详细供认六项重罪：与布斯基一起进行违法活动；帮助和教唆在费斯克拜奇公司交易中提交虚假报告；帮助和教唆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隐瞒ＭＣＡ股票的所有权，实施证券欺诈；欺骗芬斯伯里基金会的投资者；帮助大卫·所罗门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实施逃税计划。
尽管如此，米尔肯仍极力维持他曾努力塑造的公共形象。他辩称：“我的认罪不是对我们专业从事的垃圾债券市场的否定。这个市场本身是健康和公正的，它提供的资金使许许多多的公司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
在认罪书结尾，米尔肯说：“我认识到，我的行为伤害了那些和我最亲密的人。”接着，他一时语塞了。“我真地对不起……”他哽咽起来，身上开始向前倒去。利曼和弗鲁曼鲍姆赶紧走过去扶住他。米尔肯低下头，双手掩面而泣。在法庭高高的、装有镶板的屋顶下，他突然看着是那么脆弱。
米尔肯认罪了。为这个结果进行了无数辛苦努力的政府律师们没有记者追逐采访，没有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那天晚上，他们在西１８街的哈维斯切尔西餐馆（Ｈａｒｖｅｙ＇ｓ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聚会，举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庆祝活动。这个餐馆是一家老式餐馆，价格低廉。参加聚会的律师们有些其实从来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卡伯里、林奇和贝尔德都来了，与卡洛尔、法德拉、斯特克、科恩和卡图西耶罗等人欢聚一堂。吉尤利安尼和罗曼诺没有来。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的聚会。
米尔肯公关班子的攻击使政府律师们凝结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同志情谊。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和证交会人员士气高昂，有两种信念在鼓舞着他们：政府的事业是正义的，政府必胜。在
米尔肯一案中，这两种信念受到过猛烈攻击。不可避免地，政府律师们有时对这些信念产生过怀疑。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只有互相支持。
账单递过来时，现在从事私人执业的律师们把账付了。尽管他们的共同努力为美国国库增加了１０多亿美元的罚金，纳税人们却不能为他们的一顿庆祝晚餐付账，即便是一顿廉价的晚餐。
米尔肯的突然投降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约翰·穆赫伦的身上吸引了过去，但穆赫伦的压力并没有减小。穆赫伦成了最后一个仍待审理的主要目标。他再次断然拒绝了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的提议。５月，对穆赫伦的审理开始了，布斯基前来作证。穆赫伦的罪名涉及股票寄存、税务欺诈、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和操纵股价等。
５月２２日，布斯基来到法庭作证。他身穿黑色西服和白衬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这是布斯基第一次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自从在１９８６年认罪以来，他一直准备着担当证人的角色。他在作证中表现很差，显得拘谨、窘迫，说话躲躲闪闪。他的记忆力也变得不好了，他第一次被检察官问讯时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现在都记不得了。让他去服刑后，检察官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具有影响力。（布斯基在服刑１８个月后，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被从隆波克监狱放出来，转到布鲁克林一个过渡教习所，四个月后从那里被释放。）普西欧本来可以根据布斯基现在的证词与他以前向检察官交待的证词之间的偏差来诘问他，从而很容易地质疑布斯基的可信性，但是，在几乎每项证据上，他以前的证词都对穆赫伦更不利。
在法庭上，布斯基不敢看穆赫伦。穆赫伦穿着牛仔裤和堪称他标志的马球衬衫。布斯基说，他曾经认为自己是穆赫伦的“亲密朋友”。这使人们不由推测，布斯基除了不做假证，仍在尽力保护穆赫伦。如果是这样，这种做法并没有给穆赫伦留下什么印象。
一次庭审休息时，穆赫伦对一个记者说：“当你听到我的证词时，你就会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朋友。”
普西欧急切等待的盘问没有对布斯基受到怀疑的可信性造成破坏。尽管米尔肯的律师曾雇用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对布斯基做过调查（调查结果给过普西欧一份），尽管他们几年来一直对布斯基的私生活严查细访，但那些受布斯基牵连者的律师们没有发现对布斯基特别不利的东西。普西欧只有从布斯基的罪行和许多他承认撒谎的事件中找漏洞，而所有这些都已经为人所知了。
其实，就像审理米尔肯时的情况一样，布斯基并不是关键证人。对穆赫伦更不利的证人是戴维多夫和来自穆赫伦自己公司的一个与政府合作的证人。
审判席上本应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一度令人生畏的袭购手卡尔·伊卡恩，他的缺席引人注目。伊卡恩曾被怀疑参与海湾和西部公司股票操纵一案，是布斯基最初向政府供出的嫌犯之一。但他从未被控犯罪，对他的调查也无果而终。检察官们始终未能在证券法的范围内证明伊卡恩与布斯基在威胁海湾和西部公司一事上是“一伙”的，尽管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完全是一丘之貉。
穆赫伦在法庭上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对他最不利的一些事实，例如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偿付欠布斯基的钱。“我在发票上增加了数字。”穆赫伦说，“这样是为了帮他的忙。”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一种非法寄存交易，他认为他在按布斯基要求买进的那些股票上承担了一般的市场风险。他还表示，他感到自己在海湾和西部公司交易一事上是个牺牲品，他没有试图推高该公司的股价，也不知道布斯基是在利用他操纵股价。
在这起内幕交易丑闻的所有被告中，穆赫伦是最可信任的。然而，陪审团在经过六天半的审议后，裁定他操纵海湾和西部公司股价，犯有证券欺诈罪。陪审团说陪审员们在股票寄存的二十六项罪名上难以做出裁决，法官在７月２２日宣布针对这些罪名的审判为无效审判。然而，穆赫伦仍然面临在其他指控上受到宣判，而且政府保留就寄存指控再次审理他的权利。当法庭宣读裁决书时，穆赫伦似乎泰然自若。“竟是这种结果，真让我吃惊。”他说。但无论如何，他一直是坚持原则的。
１９９０年６月，马丁·西格尔终于结束了长时间的“流放”，回到曼哈顿联邦法院接受宣判。弗里曼认罪后，检察官们又花了很多时间争论能否在弗里曼的宣判听讯会上提交弗里曼其他违法活动的证据。本案法官最终拒绝了这个主意，尽管这种程序并不罕见。他在裁决中说，弗里曼的律师很可能会向法庭提出更多的证据与政府激辩，这样宣判听讯将会旷日持久。
自１９８７年２月以来，西格尔一直被检察官办事处作为弗里曼案的潜在证人保留着。终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３日，弗里曼被宣判了。根据他的一项重罪，他被判四个月监禁，罚款１００万美元，这个判决是比较轻的。法官皮埃尔·利维尔说：“根据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在套利界成了风气。”
西格尔的宣判一再被推迟，而这种推迟最终给西格尔带来了好处。通过几年来的调查工作，检察官们发现，在这起华尔街丑闻中被搜捕的所有案犯中，西格尔几乎是惟一一个真心忏悔的。他尽最大努力讲述事实真相，花费大量时间向检察官们解释证券市场的运作方式，帮助他们理解众多纷繁复杂的交易记录。事实上，他简直就是检察官中的一员。
在与主审法官罗伯特·沃德举行的预判听讯中，西格尔的律师拉考夫请求对西格尔宽大处理，沃德表示赞同。卡图西耶罗也替西格尔说话。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提交的一份判决意见书上，检察官们为西格尔说的好话甚至比拉考夫说的还要多。这种意见书在该办事处历史上好像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称赞西格尔是一个“可信而可靠”的证人，他尽管受到“难以忍受的诽谤”，还坚持积极与政府合作。
６月１８日，西格尔从杰克逊维尔飞往纽约，到曼哈顿联邦法院接受宣判。简·戴陪他前往，两人仍然是十分班配的一对。他们的皮肤都晒成了棕褐色。简·戴身穿一件简单的深蓝色服装，戴一条珍珠项链。西格尔依然匀称而健康，穿着一套深色西服。他站在沃德法官面前，显出不安和悔恨。
法官详细陈述了西格尔合作的重要性和对这种行为给予回报的必要性。然而，他坚持必须对西格尔判刑，以威慑白领犯罪。“布斯基先生被判三年刑期后，我开始考虑西格尔先生的情况。”沃德法官说，“那时，我认为一年半至两年（的刑期）对西格尔是合理的。”但是，他又考虑到西格尔合作的情况，并考虑到没有合作的弗里曼被轻判的事实。他说，他得出结论：对西格尔的判决应该“比弗里曼先生的轻”。
沃德法官判处西格尔两个月监禁和五年缓刑，在杰克逊维尔他建立的儿童电脑营工作。西格尔好像定静了片刻才对沃德法官宣布的简短刑期回过神来。然后，简·戴紧紧拥抱他一下，接着两人便匆匆离开法庭，脸上明显浮现出松快的神情。
虽然米尔肯公关团队拼命为米尔肯脸上贴金，到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公众舆论还是不可阻挡地猛烈攻击起米尔肯来，仿佛罗宾逊公关公司极力推避的负面宣传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米尔肯被指责应为美国的所有经济衰退负责，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公平的。那年夏天，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结束了８０年代的经济繁荣。储蓄信贷业出现了危机，造成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对于这种危机的产生，垃圾债券起了很大作用。米尔肯现在取代布斯基成为贪婪的化身。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１日（星期三）上午，米尔肯再次来到他认罪的那个审判室，接受宣判。他的妻子、母亲、弟弟洛厄尔、肯尼思·莱勒尔和理查德·桑德勒坐在旁听席第一排，就在他身后。利曼详细宣读辩护词，请求法庭对米尔肯宽大为怀。米尔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不时地擦着眼泪。公诉人法德拉极力要求以足以威慑其他潜在罪犯的幅度给米尔肯量刑。在政府的判决备忘录中，检察官们指责米尔肯“蓄意欺诈和贪污，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检察官们还指出，“米尔肯的罪行是贪婪、傲慢和欺骗之罪，”是“获取影响力和攫取财富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当伍德法官以镇定、缓慢而有节奏的声调发表判决说明时，法庭气氛更加紧张。她强调了这次审判的“特别重要性”，并指出她要澄清几个错误观点，其中包括认为米尔肯应该为经济衰退和储蓄信贷业危机而受惩罚的观点。她还拒绝以米尔肯在经济繁荣中的作用为由对他实施宽大。她提到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原则，那就是：“每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都要遵守法律。许多并不富裕的人把他们的积蓄投资在金融市场上，这个金融市场不允许有人秘密操纵。这是法庭要公平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伍德法官虽然显得很仁慈，但她在陈词中一步步地剥去了米尔肯的面具。她明确指出，代表客户的过分热心决不是理由。她还指出，米尔肯避开更厚颜无耻的犯罪可能表明他“有意只犯不容易被侦破的罪行”。她说，她已发现米尔肯妨碍司法的证据，而另一方面，虽然米尔肯宣称他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是正当的，但这方面的证据却“稀少而可疑”。
伍德法官的话变得更加尖锐而有倾向性，米尔肯坐在那里听着，似乎感到茫然无措。“你是金融界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曾工作的公司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投资金融公司之一，你曾在这个公司最重要的部门担任负责人。你为给自己和你的富有客户们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和攫取更多的财富，一再违犯或阴谋违犯证券和税务法律，进行殊难侦破的金融犯罪。对此，必须给予重判，以儆效尤。”伍德法官继续道，“你这种滥用影响力和唆使手下人员违犯法律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并被逐出上流社会。”
“米尔肯先生，”伍德法官命令道，“请起立。”
米尔肯站了起来，利曼和弗鲁曼鲍姆走到他的身边。利曼托着他的肘部，随时准备搀扶他。
“你无疑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一直是运气不如你者的榜样。”伍德法官盯住米尔肯说，“我希望你今后会履行在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