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堪与《金瓶梅》匹配。
顾准此论，振聋发聩，这里不必也无需阐释。妙处在于永厚替西门庆作出的申辩词。而妙中之妙，全一个个“咬”字。《金瓶梅》里，何止西门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争先恐后地“舐太监的屁眼”。但是，“傍大款”之说一出，“太监”们是否只被舐而不反舐，就百花齐放了。故此西门庆改舐为咬，绝非意味着“太监”割他的屁股做成红烧肉大嚼，而且所“咬”部位与“舐”的距离相差绝不超过万分之一毫米。
时代不同了，“咬”“舐”都一样！
奇书难得话《何典》
？ 陈毓峰
旧书新阅
我记得一九七四年先后读过鲁迅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和《集外集拾遗》，前者有一篇名《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后者有一篇叫《〈何典〉题记》。写作时间同出一天：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由此，我才知道中国近代有这么一本书叫《何典》，但《何典》是何许书，我没见过。鲁迅在《题记》中说：“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标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想见多识广、访书不遗余力的鲁迅，都曾经求之而不可得，那大概是一本难得的奇书了。
在读过的自家的书上，遇到有趣或有用的地方，我往往用红笔加上尺子给划上直线。在鲁迅有关《何典》的两篇短文里，划有红线的语句有：“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三家村”、“应酬不免，圆滑有方”、“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粗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这些借题发挥的文字，大概和《何典》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在铺天盖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是首当其冲的。“三家村”一语出自陆游诗句“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村饮示邻曲》），没想到无独有偶，《何典》故事的背景竟也名曰“三家村”。“应酬不免，圆滑有方，”这也算一副颇有哲理的对子。像我这样“做人认真，不会随和”（朋友忠告语）的人，实在应该把它奉为圭臬，无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其余两处就是道出了鲁迅对刘半农、陶焕卿为人的看法。尤其是对陶氏当年的处境，鲁迅是既感滑稽，更具同情，你看“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无法排遣、难以忘怀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简直是一首真挚的悼念诗。
一九七七年五月间，看到一份材料里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九七二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先用两句话来批林彪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像林彪那样，是已经患了死病，是无可救药的了。看到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了再次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但结果他还搞“五七一”反革命工程纪要，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而林彪岂不也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汉，就是“一双空手见阎王”了。这四句土话俗语十分形象地勾勒出林彪的嘴脸。在座同志听了觉得很新奇，批得很好，就问主席这几句话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作《何典》，作者是清末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十六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我又想连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家，也是党中央委员的郭沫若都发不到的《何典》，那确实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奇书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从此也就更想窥见这一本神秘的奇书了。
历史总要向前发展，尽管有时曲曲折折。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我到一位友人房间闲聊，他是刚从省城下来的，一见面就说：“我有一本奇书，你要看吗？”这自然求之不得，拿出来一观，原来是《何典》。我要他借我一周，赶忙取回一睹为快，结果第二天晚上即阅读完毕，还摘录了十几页笔记。看过之后并不感到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奇却奇在：这部方言俚语写成的小说，为什么当年讳莫如深，严而禁之呢，真是“《何典》《何典》，典出于何？”
这本《何典》还是直排版，封面右上端印有一行小字：“清代章回小说”，中间印着似是魏体的两个大字“何典”，底下印着“张南庄著”几个小字。扉页上写着两行：“张南庄著，陈得仁评”，“鲁迅题记，刘半农校点”。版权页有“内部发行”“工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北京第一版”等字样。我想出版此书应是得到上峰批准，但看来出版者还是心有余悸，因而扛出“内部发行”的挡箭牌来。我只知道北京能够出版古书的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见过还有“工商出版社”这名堂，感到蹊跷。然而，书中却有一篇相当好的“出版说明”，摘录如下：
《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谚写成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它的题材、构思，乃至语言、写法，都是别具一格的。
小说共有十回，写的全是鬼蜮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在这里，到处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杀人弗怕血腥气”。作者借此讽喻和抨击了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黑暗现实。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写的《题记》中，说它“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一九三二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提供给他们，并在五月二十二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何典》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作者对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用赞赏的态度来描写，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虽然作者的基本倾向是愤世嫉俗，但在小说结尾也流露出贪慕功名之心。在语言上有些过分油滑，失之低级趣味。所以鲁迅也批评它“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
《何典》的作者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他化名过路人。……为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
指出《何典》的局限之处，我大抵赞成，但指摘作者“也流露出贪慕功名之心”，却未免苛求于古人了。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不是还有不少人贪慕功名之心，比张南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吗？环顾宇内，商潮汹涌，宦海澎湃，盗名窃利，比比皆是，何况于封建季世的一位失意文人呢？
《何典》总算读过了，但当时却为买不到它而耿耿于怀。一九八二年暑期到榕城参加高考评卷，中午我冒着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天气，几乎跑遍城内外各家大书店，都没有见到《何典》影子。后来终于在对湖路一家小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工商版《何典》。多年渴望得到的所谓奇书，终于到手，那喜悦、舒畅之情是自不待言了。不久，我又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中国小说史料丛书”名义出版的《何典》，横排版，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比工商出版社版只晚了三个月，虽然印数为十万册，但还是无缘得到，颇以为憾。
至于《何典》应该如何全面评价，那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宏词高论了，笔者不敢在此饶舌。最后愿以《何典》结尾的一诗与读者共赏：
文章自古无凭据，
花样重新做出来；
拾得篮中就是菜，
得开怀处且开怀。
上帝之谜——《上帝的预谋》之一
？ 易中天
灯下随笔
据说，人是上帝创造的。
又据说，上帝最初只造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亚当，意思是出自泥土、被造者、人，或第一个人。
这“第一个人”是个男人，或者说，被说成是一个男人。因为这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人，并无性别的差异，因此他是男是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仿造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是上帝的一个赝品。
上帝很疼爱他的这个赝品，特地为他造了一个又漂亮又舒服的大园子，让他住在里面，过着快乐的日子。这个大园子是在东方的伊甸造的，所以叫伊甸园，也叫乐园。人住在伊甸园里，吃喝玩乐，优哉游哉，无所事事。虽然也有管理园子的任务，但那管理，亦不过“无为而治”，顶多只是给那些飞禽走兽一一起了名字而已。
这是上帝创世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
据说，上帝对于他的这些创造都很满意。
所以，第七天，上帝就歇了工，休息了。
事实上，如果上帝的创造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只是造出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伊甸园里也许至今都是风平浪静，什么案情也不会发生，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大讲得下去。但是，不知是上帝兴犹未尽，还是得意忘形，抑或果真认为“那人独居不好”，要不然就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总之，上帝竟然忍不住又造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上帝让亚当沉睡（不知是用了麻醉剂还是催眠术），动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又造了一个夏娃。
夏娃的意思，是母性和生命之源。
这下子可就麻烦了。
麻烦显而易见。
因为上帝再造的这个人，是个女人。
女人的形象在伊甸园里是前所未有的。夏娃也不再是上帝的一个赝品。她不但不同于亚当，也不同于上帝。无论对于亚当，还是对于上帝，她都是一个相异的存在，一个异性。有一个异性作伴，对于亚当来说，自然是乐不可支，但对于上帝而言，却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方面，夏娃的出现，固然意味着上帝这一回的工作，已不是仿造而是创造，而创造的意义又无疑高于仿造，因此上帝实不妨为此而自鸣得意或自我陶醉一番。但是，另一方面，创造往往也同时意味着异化，一个相异的存在则更是意味着一个矛盾对立面，一个有可能反对自己的潜在的叛逆者。更何况，这个对立面和叛逆者，又是“母性”和“生命之源”？
果然，似乎没有多久，夏娃就在伊甸园里惹是生非了。她不但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上帝严禁吞食的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还引诱他的男人也偷吃了这禁果。
夏娃不听上帝的话而接受蛇的诱惑，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她在伊甸园里原本是一个异性（或曰异端），是一个与上帝相异的存在。亚当不听上帝的话而接受夏娃的诱惑，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异性（夏娃）总是比同性（上帝）更具有诱惑力。夏娃要去引诱亚当，同样是伊甸园故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如果夏娃不能对亚当构成诱惑，而是处处听从，时时追随，一模一样，则当初对她的创造就显然是多余。
夏娃必得做一点出格的事，才成其为夏娃；亚当也必得受一点夏娃的诱惑，才成其为亚当。所以，当后来上帝追查此事时，亚当的辩解便是：主啊，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那意思分明是说：如果我不能听那女人的话，那么，你赐给我这个女人干什么？
然而，尽管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必然，其结果却仍然十分严重：亚当和夏娃被双双逐出伊甸园。被逐的人赤身露体，一无所有，只能自己去开辟自己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世世代代成了罪人，而且单靠自己的力量，即便再努力，也无法救赎，只能无望地等待基督的降临和末日的审判。
这就是人的创世记。这个故事，不少人都耳熟能详，不说大家也知道。
然而，这个被反复宣讲的故事，却是一个疑案。
的确，只要我们稍稍仔细认真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此案疑点甚多，而最大的一个疑点，又集中在既是原告又是法官的上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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