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给别人听，多么方便。再如我上次说到的那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千二百万”，让我们把那个数目用阿拉伯字写出来看看，那就是32000000，请看麻烦不麻烦？如果想找个比较简便的表达方法，那就只有借个汉字来用用，那就是3200万。说得不大好听，这实在有点儿尴尬，既然如此，何不大大方方全用汉字呢？还有一种尴尬之处，似乎也避免不了。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和其他汉文出版物上看到，有几个数字大家都是用汉字的，比如党的七大、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这次十五大。我这样说，毫无贬低阿拉伯数字之意，她是贬低不了的。数学和所有自然科学领域是她独占的王国，汉字无能为力。也可以说我不赞成的是对阿拉伯字的滥用。这样的滥用，对汉字不公平，对阿拉伯字也是不公平的。
再讲这本书吧，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同第二种一样，不过执事人员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接到书稿，一看，前面是中央文件，那是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稍有差错的，当然按原稿发排；此外所有个人署名的文章，就一律按常规处理。至于同一本书里的数目字出现两种文字，形成两种待遇，好看不好看，尴尬不尴尬，恐怕谁也没注意，谁也不在意。在我们这个古国，不同待遇的事存在已久，人们早就习惯了，早就不以为奇了。民以食为天，别的都不在乎了。
文章写到这里，大可以不再说甚么，说两句红旗轿车的事吧。我记得最初是一面红旗，一般的首长也坐不上；后来出了三面红旗，规格更高了。近年来世事大变，据说有些乡镇企业买了红旗车，出租车之中也有这种车子了。类似的这种事，正在多起来。这是时代的信息吧。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北京
与涅克拉索夫重逢
？ 邵燕祥
书屋品茗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逝世即将一百二十周年了。
我初识涅克拉索夫，是在五十年前，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之交。我写《给伏尔加船夫》的时候，还没读过他写伏尔加河的诗，心中只有列宾的那幅名画，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但是在我一九四八年夏天的旧稿里，已经看到题为《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的长诗，显然是读了高寒译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之后的拟作了。
接着我从东安市场内的丹桂商场旧书摊上买到孟十还译的《严寒·通红的鼻子》：“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还有说俄罗斯妇女有三条命运，就是“跟奴隶结婚，做奴隶的母亲，至死都做奴隶”的话，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
那时我也正走进果戈理、屠格涅夫的世界。涅克拉索夫的诗，《死魂灵》和《猎人日记》，他们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之所同情，之所诅咒，之所向往，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唤起我无条件的共鸣。我像他们面对着又可爱又可恨的俄罗斯，面对着人民的苦难一样，我面对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抗日战争之后，避免了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命运，能不能摆脱做本国人的奴隶的命运？于是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的关系”，涅克拉索夫的事业也成了我的理想。
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与涅克拉索夫时的俄罗斯如此相像，我也应该像他那样歌唱。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国策，我们这里出版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较多。但关于涅克拉索夫，我所见的新书，似只有一九五四年平明版的《俄罗斯女人》，以及人文或作家版的可能是楚柯夫斯基著的论涅克拉索夫的小册子。可能是反胡风（连带肃反）、反右派、大跃进等运动突如其来，又接二连三，把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有关重译世界名著的规划推迟以至彻底打乱了吧。
不过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还拥有如上所述涅克拉索夫的若干旧译本。然后，有十几年之久，就只能像怀想远方的朋友那样，偶尔在夜深人静时念叨一下他们的话语，来寄托我对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诸多中外古今诗人的系念了。
使我得与涅克拉索夫重逢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在一九八○年八月出版了魏荒弩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印了两万册。一九八五年再版，增收了七首诗，篇幅增加近一半（同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丛书出版了丁鲁译的《涅克拉索夫诗选》）。尤其叫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的《涅克拉索夫文集》一至三卷（第一、二卷为抒情诗，第三卷为叙事诗；据悉第四卷为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第五卷收入散文和评论，尚未出版）。
在这文集的前三卷里，有我熟知的篇章，也有初读的新译。不仅是与诗人重逢，并且从他开始孑然一身走向人间的十七岁，跟着诗人的“韵脚”，一直跋涉到他告别人间的五十七岁。于是我们又听到了《诗人与公民》（1855），这一场发生在一百四十年前的辩论：“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这一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和自己的对话所反映的矛盾，也许到晚年他写给妻子的《致济娜》（1876）中，才有了不成其为结论的结论：“斗争妨碍我作一个诗人，诗歌妨碍我当一名战士。”然而，百年之后，我们可以以历史的名义说，诗人毕竟“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伟大的时代目标”，无愧为诗人亦无愧为战士了。
他的《未收割的土地》（1854），是多次读过的，以前只当作诗人对农民悲惨命运的悲悯，这回读了诗注，评论者多以为是诗人的自况，然则是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眼色暗淡，而且又哑了歌喉，再也不能用歌声抒发自己的哀愁。他再也不能手扶犁杖，沉思地走过自己的田头”。印证他死前一个月写的《梦》里，还梦想过重新得到歌喉，“从未收割的田亩上开始拾穗”，回到那“幸福的时辰”！对于渴望歌唱的诗人，被迫沉默，是跟农民在秋天的田野上却无力收割一样痛苦的。
“文集”本的译诗，不但数量多于前此的诗选，还好在加了一些背景的注释。如《大门前的沉思》（1858），写一所豪门的门官奉命驱散了前来叩阍的穷苦农民。注释说：一八五八年夏，涅克拉索夫有一次从自己寓所的窗口看见，街对面一座住有财产部大臣MH穆拉维约夫（后来因血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获刽子手绰号）的官邸门口，有几名看家护院的和一名警察，正在推搡请愿的农民撵他们走。这件事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很快便写成了这首诗。诗人历数了田野、道路、监狱、城堡、矿山，草原的大车下，可怜的破房子，问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可以不再呻吟：“走上伏尔加河畔：在伟大的俄罗斯河上，那回响着的是谁的呻吟？这呻吟在我们这里被叫作歌声——那是曳着纤索的纤夫们在行进……”如伏尔加河春潮泛滥一样的人民的悲哀，汹涌在诗人笔下，也波动到读者心头。
涅克拉索夫十分关注农民的命运。一八五七年，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都城的部分知识界，因沙皇政府打算进行“伟大改革”而兴高采烈，大肆吹嘘，“雄辩家声如雷鸣”；“而在俄罗斯的腹地——却永远是一片寂静。只有风，不让路旁的柳梢有片刻的消停”（1858）。农奴制废除以后，出现了一八六一年与一八六二年革命的高涨和反动宪警的镇压，诗人写道，“我们的当局发布命令，要抓每一个无辜的路人”，这两句一八六四年发表时还是让检查官删去了。诗人为“改革”后耳闻目睹的残酷现实所苦，总想在大自然和乡村生活里讨一份安居：“但那愁容满面的农民，看着真叫人不胜惆怅；他们的贫困，他们的无穷的忍耐只能使我感到沮丧……”（1862）而到一八七四年，诗人在近年他最喜欢也是他自认为写得最真诚的一首诗《哀歌》里，这样说：“我看见了美好的一天，俄罗斯没有一个农奴！于是我被感动得掉下了甜蜜的眼泪……”然而，他接着写：“‘再不要在天真的陶醉中欢呼，’缪斯悄悄地对我说道。‘应该前进了：人民虽然解放了，但人民难道都幸福？……’”片断的引述无法传达出涅克拉索夫那份惦念：农民收成是不是过得去，送饭的孩子是不是嬉戏着飞奔，老人是不是在犁杖后安然徐行，农妇是不是歌唱着挥镰，以至姑娘们的歌声是不是还带着悲凄？但他因他所献歌的农民没有倾听他，对他一无反响而深感孤寂。
涅克拉索夫期待着什么呢？他期待着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觉醒，和这种觉醒所带来的大变动，也就是他以半生精力写的长诗《谁在俄罗期能过好日子》里提出的问题：让人民过上本来意义上的“好日子”。
译者魏荒弩在卷首导论中指出：“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对当时俄国统治阶级的一切制度、一切阶层和各种社会集团进行了猛烈抨击，并绘制了一幅关于俄国资产阶级企业蓬勃发展和确立时期各种恶风陋俗的可怕画面。作者在长诗里揭露了政府机构的寄生现象和叛卖行径，并说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它在道德上的崩溃。照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强盗的大合唱，甚至连皇室也参加了这种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参加了这个大合唱。《同时代的人们》是讽刺作品的典范。”可惜在手头的一至三卷里没能看到这首长诗；但光是《摇篮歌》、《道学家》这样的小品，就让我们深然于别林斯基所说的，“这个人真是天才，而他的天才简直像一把利斧”了。
涅克拉索夫在一八六一年写给赫尔岑、而在一八七七年为通过书刊检查作了修改后改题致屠格涅夫的那首著名的诗，最后四句是未作改动的：“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人民的最忠实的朋友，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在杯底——就是自由！”诗人去世一百二十年了。但他和他那些同时代人——“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人民的最忠实的朋友”们的神圣理想，在世界的诸多地方，也还远远没有实现。
在为人民的自由和富裕而奋斗的行列里，涅克拉索夫与我们同行。
他的诗，他的悲欢和憧憬，都是属于俄罗斯人民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永不陈旧，永不褪色。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关于梁漱溟
？ 孙 郁
书屋品茗
一
读早期梁漱溟的文章，觉得他像是一位悲观主义者。那时他是喜欢佛经的，连认知范畴也受到了佛学的规范。那篇著名的《究元决疑论》，在概念和方法上，都带有很强的“唯识宗”的色彩。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有了意欲，便免不了苦痛，所以人一生下来，就和需求的苦痛纠缠在一起。他早年两次自杀未遂，足可以想见他的忧郁的个性。因为太敏感，似乎带有与生俱来的自审意识，他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反省，就较为强烈。但我觉得他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大多还凭着直觉的方式，在逻辑上，并不讲究。他从“生命的意欲”出发，来解释人生，解释文化，其哲学视角是主观的。在他的思想里，很少看到对人的认知形式的反省，亦无逻辑上的反诘。梁氏的理论，还停留在朴素的直觉上，在方法论上，他几乎没有给后人提供多少新鲜的东西。翻阅他的大量文章，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伦理学的。从生命直觉出发去感知对象世界，大概便不免走向传统儒学的老路上去，在精神的视野上，也超不出佛学与儒学的境界。梁氏思想只可以启示后人，但不能从人格层面深刻地影响后人，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梁氏早期著作中经常出现“现量”、“比量”、“非量”之类的述语。这在根本点上，是佛学范畴的。而又大谈“生活”、“生命”，从二者出发去解释人生，便又不免有孔子式的现实感。从他的文字中，常可发现心里深层的孤寂，他因为太苦恼，才去思考这类生存的问题。与冯友兰、贺麟这一类职业哲学家不同，他是因人生而思考哲学，又以哲学去反观人生。这里，经院的色彩是稀薄的，在他的苦恼意识下的自语里，我们还是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亲切的人间意味。
因为“意欲”是一种苦，对待它的不同的态度，便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执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这样的角度上来解释人类文化的发生，不失一种有趣的思路，由此引伸出来的观念，也并非均虚妄之谈。但把“意欲”看成是文化发生学中的支撑点，正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在解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