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出来的观念，也并非均虚妄之谈。但把“意欲”看成是文化发生学中的支撑点，正如同弗洛伊德一样，在解释人类文化运行的重要规律方面，便有了缺陷。这个思路一方面给他带来了文化解释中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直觉主义的偏颇。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带有主观的色彩，他把复杂的文化之网，有时简单化了。总觉得他是以一种情绪，一种理性的直觉在把握实在，他既较为深刻地洞悉了生命欲求与社会形态的联系，同时，又陷入了唯我论的泥潭。例如，谈到对宇宙的认识时，他认为“宇宙本来在‘我’——每一生命为中心，环之宇宙皆其所得而为宰制”，“一切问题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梁氏眼中的文化，都被归结到人的生命意志之中，这使他的哲学，不免带上了唯心的色泽。唯心好不好呢？其所长是知己身的感觉，其所弊则是忽略客体自身的运动。这本身就决定了他一生只能在佛学与儒学之间盘旋，而不可能上升到实证逻辑与科学哲学的层面。由焦虑的情感，最后走向伦理学，走向“新儒学”，这其中，是有其逻辑上的联系的。
从生命的苦出发，去寻找治苦的疗药，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他不仅遇到了域外文明的挑战，也遇到了旧儒学自身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倒十分像堂吉诃德，以无畏的精神，向周围林立的新学发出战叫。但他非但没有走出一条通达的哲学之路，反而倒走向了传统儒学，用新的方式，解释了古老的文化遗产。他说：
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盖认定“人生是苦”实为古印度社会的一种风气，是即其所以产生佛法者；而我从少年时思想上便倾心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从来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恰恰与此相反。试看往时人人必读的《论语》一书，即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地乐观态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由摆脱苦楚，而最终归于儒学，梁漱溟的思想之旅，便与胡适、鲁迅等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区别。他绕过了苦难，以一种伦理的与“尚情无我”的中庸道德，来消解人类心灵之苦。这一条路，与五四传统，已大相径庭了。
二
梁漱溟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认识。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系统地把这个问题抽象到一种哲学的层面审视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对人类不同形态文化的看法。晚清以后，国门大开，洋人的意识一步步逼迫中国人后退，并渐渐被其思想所规范。突出的例子，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西化”似乎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进程。当各种主义，各种党派开始致力于新型社会模式塑造的时候，梁漱溟对中国固有的文明的衰落，发出了深切的叹息。在诸种“被近代”和“被现代”的社会运动中，他发现了不和谐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革命，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长恒的形态。他开始怀疑起“西化”在中国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是物欲的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暴露出自身的弊病，物欲横流，过于利己，导致社会危机是必然的。而欲救此病，中国儒学，倒不失一剂良药。他说：“古时的中国人心思之开明远过于西洋，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里，梁氏叹道：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这个结论并非是凭空杜撰出来的。梁氏在较为详尽的叙述推理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优点。这个优点，在他那里并不是盲目自大的自诩，其实在深层中，他也看到了东方文明自身的负面因素，但较之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与民主等内容，中国文化固然有其弊端，但在更高的层面，即人的道德、伦理和人生境界上，比西洋人要高出一筹。梁漱溟在中国的先哲孔子那里，看到了这一高明的设计。在物质上、民主上，中国人确实不及西洋人，但中国人与自然融合游乐的态度，比西洋人过于紧张的生命冲动，要潇洒得多。他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几个层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一方面承认中国人在经济上的落后，科技上的贫弱，也看到了中国人的自私自利，知足自得，马虎，坚忍及残忍，圆熟老到等。但在根柢上，他却认为中国文化的毛病出现在“用”上，而“体”并没有多少问题。他认为西洋文化恰好相反，是在文化的根基上有问题，故欲救西方之弊，必求诸孔子。“强未必良”是他在论述西洋文化中核心的思想。这样，他便从东方文明中，看到了一种拯救的力量。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过于早熟，倘若补上西洋文化的某些课，立足于东方文明本体，是有远大的前途的。
我在阅读他这些观点时，仿佛看到了阿Q式的自娱，他以乐观的态度，将中国的黑暗、残酷、无聊，一笔抹掉了。他在文章中，时常冒出一些文化的自欺心态。如，他说“中国人的自私，正因其太公正，正因其没有较大范围的团体，所以绝培养不出他的公正观念。而西洋人的公共观念，就是他大范围的私”。这样说，并非全错，但由此而导出中国文化优越论，是犯逻辑上的错误的。观看一部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没有“人的个性”、“人的尊严”的历史。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奴性的文化，是统治者治人的文化。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便忽略了自然，忽略了人的心灵。“物我为一”在审美上是很好的境界，但用在认识论上，就并不高明。中国缺乏科学，缺乏民主，便是这种主体客体不分的混沌所致。梁漱溟未能看到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古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它窒息了人的创造性，扼杀了人的自由意志，中国近代以来的落伍，应当说是这一文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不从“立人”的角度出发建立新型的文化，侈谈儒学的高明，是自欺欺人的。梁氏过于看重“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的儒学境界，在思路上，根本混淆了人类精神的确切性与模糊性，在认识论上，陷入了鲁迅所说“瞒与骗”的大泽。
梁氏也承认，“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但他又强调，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具有强大的伦理观念，从纯粹伦理的意义上看，中国人难说没有自由。“自由是一种理念，产生于西洋历史，曾被认为自明之理，俨若神圣而不可犯。伦理是另一种理念，产生于中国历史，其若为自明与神圣亦同。中国正为先有这种理念起来，所以那种理念便起不来，虽起不来，而中国人未尝不自由”。我读这一段话时，觉得是了解“新儒学”的重要线索，他完全把东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将两种“范式”置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实际上，文明只有一个，只是有古今之别而已。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基本的生存问题上，面临的内容是一致的。不同的在于制度，将文化分成“体”与“用”，实际上就拒绝了人类走向共同精神家园的可能性。用伦理的神圣，来拒绝个性主义的神圣，实际上是拒绝了思想观念的现代性。在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时，没有大胆的自我否定意识，没有正视己身弱点的勇气，并不能在根本上把握所谓新式的文明。在梁氏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外部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他没有看到东方文明在根柢上的先天贫血，启蒙与改造，是现代中国根本的任务。他十分天真地认为，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借助域外文明的拿来、吸收，而是“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吾民族之自救运动”。这个看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中国文化结症的问题，在这里，他是不是陷入了儒化的乌托邦？
三
旧时文人，每每提出一种治国之术或哲学观念，是很少以实验的方式付诸实践的。尤其是在哲学家那里，从思辨到思辨，从经院到经院，于是便不免显得书卷气。与诸代学人比，梁漱溟的可爱，乃在于躬行于自己的蓝图，以乡村建设方式，去实施儒学的新梦想。这使我想起日本当年的武者小路笃实，他曾创办过叫“新村”的实验村，以平等、自愿的方式组成新式的社会结构，在这个小的社会结构里，试图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富有浓郁的现代人文精神。这个尝试后经周作人的介绍，在中国颇有些影响，记得毛泽东亦曾对此产生过兴趣。梁漱溟从二十年代开始，便萌生了乡村建设的念头，这个念头与“新村”的实验，与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观，多有不同的地方。梁氏的乡村建设观，多带有儒学的色彩，这是一个对新的社会结构的期待，是中国人精神自救的梦想。他试图以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固有的礼俗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不是通过暴力，不是通过社会革命的巨变来完成，而完全依赖于固有的文化的自我调节，以儒家秩序为本位，以西洋某些文化为参照，将中国引向合乎人间向上，合乎旧有伦理新的自由生活。
梁漱溟的幻想是乡土的。他那里几乎没有多少工业文明和科学精神的影子，读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似乎一支牧童吹出的田园之曲，他把未来社会完全诗意化了。《乡村建设理论》拒绝了一切现代文明，拒绝了契约与法的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他说：
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西洋风气——个人本位风气进来，最先是到都市，所以此刻在都市中固有空气已不多见，而在乡村中倒还有一点。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中还保留着许多固有风气……
……我们是在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那末，从乡村入手，由理性求组织，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意正相合。因为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现在我们是从乡村起手求组织，是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正常文明。这样的一个人类文明，就完全对啦！……我们讲从乡村入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放在乡村。更明白的说：讲乡村建设就包含了都市，我们并不是不着意都市，因为着意于本，则自然有末；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现在西洋社会的毛病，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大权都操在都市人手里，重心集于都市，这是一个顶不妥的社会，顶偏欹的社会，所以不稳当。
在那样的时代，便能指责都市文明之弊，说明他还是颇有远见的人。但他看都市文明，不是从社会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和商品社会规律出发，所以力度便多有不够。而过重于看好乡村的精神，把古朴的、原始的、淳厚的民风看成人类最赖以走向美好未来的根基，则在认识论上，带有很强的老庄色彩。梁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类进化的概念。乡村间的详和、自然的民风固然是人类弥足珍贵的东西，但它的基础是以落后、野蛮的生活方式来奠定的。梁氏看到了“良田、美池、桑林之属”下的温馨的田园之果，但却未能感受到乡村生活中沉重的一面。以乡村文化来促进都市文明固然不失参照价值，但把现代文明看成人类的歧途，也难说是把握了现象的本质。梁漱溟后来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这样描述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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