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她对派驻土耳其的教训仍然记忆犹新：为了得到夫妻能够在一起工作的
机会，她不得不接受降级的安排。由此她得出结论：要是两口子都在中央情报局工
作，那就不可能同时都有前途；如果瑞克经常被派往世界各地，而她却只能留在总
部，那这个家还能维持下去吗？
告别了间谍生涯后，南茜加入了瑞斯顿社区联盟，并对当地的政治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成为了民主党的积极分子。1974 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她担任了当地的
民主党候选人玖·费希尔竟选委员会的主席，成功地击败了北部弗吉尼亚地区长期
在位的共和党议员卓尔·布罗希尔。南茜在这段时间里工作得非常辛苦：她挨家挨
户地去拜访选民，散发宣传品，组织座谈会，为费希尔拉票。在费希尔当选以后，
她成为费希尔在国会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艾姆斯夫妇在瑞斯顿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据他们的邻居说，他们经常去教堂，
好象一点都不在乎物质生活。他们喜欢书籍、音乐。瑞克是一个体贴、热情而又幽
默的人。他们的房子、汽车、衣服、以及生活方式都朴实无华，一切都很低调。他
们从来不去那些时髦、奢华的地方。他们是一对友好、坦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夫妇。
在瑞斯顿，瑞克支持过县里在高尔夫球场岛的旁边建设经济住房的主张，以使
黑人和经济上不富裕的人能住得起。这个主张在瑞斯顿地区引起了强烈的争议。瑞
克和南茜积极地站在黑人一边，结果他们获胜。他们在瑞斯顿地区交了不少好朋友。 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工作中，艾姆斯也表现得不错：在连续4 次鉴定中，他都
得到了“工作能力很强”的评语，并因工作积极和效率高而受到表扬。
但是，评语中也指出，他有时也有拖拉和草率的倾向。他的情况不能说是官运
亨通，可是情报局苏联部的主管们对他的印象都相当不错，认为应该再给他一个到
第一线去试试的机会。这一次可是和在土耳其的那一次大不相同，这次执行任务对
艾姆斯来说真是吉星高照。
中央情报局派艾姆斯到纽约的外事情报处工作。该处的任务是收买在美国的外
国人为美国工作。根据1947 年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法令，国会和公众普遍认为中央
情报局的职责主要是在海外从事情报活动，而联邦调查局则继续负责美国国内的有
关活动。一般说来，这种看法并不为错，但是却不全面：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也进行活动。虽然它没有执法的权力，但是在美国的大、
中城市里中央情报局都设有办公室。在情报局的国内分站中，最重要的是纽约和华
盛顿的分站，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的外交和情报人员比较
集中，而他们正是中央情报局外事情报处的主要工作对象。
艾姆斯夫妇将他们的房子租给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同事，然后搬到纽约去住。
艾姆斯对于他在纽约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对一个在瑞维佛斯这种小地方长大的人
来说，这真是一个享受纽约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大好机会：它的文化，它
的剧院，它的餐馆，它的种种享乐。在通常的情况下，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无法
享受这些的：他们负担不起；可是现在，中央情报局却给艾姆斯夫妇创造了这样的
条件。
瑞克在纽约的任务是引诱和收买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和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
员。他当然不会自我介绍说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必须隐姓埋名。
他乔装成一名成功的商人，有钱住在豪华的曼哈顿东区。
艾姆斯夫妇的生活立刻焕然一新：他们搬到东54 街的一栋20 层的豪华公寓，
那里有宽敞的大门和穿制服的门卫。他们的住处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和良好的视野。
当然，这一切都是工作的需要：瑞克的伪装身份需要有相应的生活方式，他不
可能住在寒酸的社区，像成千上万的小公务员一样，天天上班、下班，在公车里挤
来挤去。此外，纽约的外事情报处也要求他们的工作人员住在离联合国总部和中央
情报局纽约基地都不太远的地方。
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个中级雇员，当然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所
以中央情报局必须给予他补助。因为纽约的房租极贵，中央情报局给他包了下来，
然后从他的工资中扣除5 ％左右。比如说，如果他的房租是2000美元1 个月，他只
需要付250 美元左右。另外，他还有充足的“活动经费”，用来支付在拉拢苏联官
员时用于娱乐、进餐和看戏等方面的开销。可想而知，艾姆斯活得非常开心。
在纽约，南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经验，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职业
也开始踏上了坦途。
瑞克很容易地适应了曼哈顿的生活环境。他的衣着入时，态度从容，彬彬有礼。
他周围的情报局的同事都认为他出身名门，是东海岸的那一所长春藤名校的毕业生。
他身材高大、口齿伶俐、谈吐不凡，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而他自己也乐于制造这种
印象。
1976 年，当瑞克到达纽约时，乔治·布什是福特总统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的局
长，到了年底，卡特当选总统。
但是，在纽约，艾姆斯更为关心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当他初到纽约报到时，纽
约分站的站长肯奈士·米兰在当了两年站长以后即将离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
老牌工作人员，曾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工作多年。接替他的是从华盛顿派来的彼德·
科罗米拉斯。科罗米拉斯的生涯大部分是在希腊度过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
是中央情报局在希腊活动的骨干。
1967 年4 月，当希腊的一帮校级军官在乔治·帕琶多泊罗斯的领导下推翻经
选举产生的政府，建立起独裁政权时，科罗米拉斯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分站的站长。
1973 年他被调回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外事情报处工作，直到1976年派驻纽约。
科罗米拉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问谍，他长得又矮又胖，圆滚滚的，头上只剩
下一圈花白的头发。他对自己的貌不惊人颇感自豪，认为这样对从事间谍工作更为
有利。他的业余爱好是木工。
科罗米拉斯和他的属下在纽约有多个据点，其中心在泛美大楼，表面上是属于
商业部的一个负责国际贸易的机构。他们的办公室有里外两道门，外面的门上没有
标志，里面坐着一个秘书，负责支开那些对他的伪装身份信以为真而上门洽谈业务
的人；而里面的那道门上则装有密码锁。艾姆斯虽然是在科罗米拉斯的领导下工作，
可是他的办公地点却不在泛美大楼，他搬来搬去，最后才在列克星顿大道上的一个
假冒的商家安顿下来。
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外事情报处可不是一个小机构。包括秘书和其他辅助人员，
它总共有57 个工作人员。他们从来不缺乏经费。除了泛美大楼的中心办公室和列
克星顿的对苏部以外，他们还有十几个活动地点遍布纽约东区乃至全市。联邦调查
局的条件则远不能与之相比，因而常常心怀嫉妒。
艾姆斯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商业顾问，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需
要依靠纽约分站的协助才能和那些他希望收买的俄国人拉上关系。纽约分站的特工
首先要在目标的周围发展一些外围人员，这些人可能是联合国的官员，其它国家驻
联合国使团的工作人员，等等。大部分时间这些人是不拿报酬的。这些外围人员可
以举办一个鸡尾酒会什么的，邀请那些目标，比如说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参加
酒会，然后在酒会上将目标介绍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把目标交到情报
局的手上。
艾姆斯在纽约参与了针对苏联外交人员的两次大的行动。总地说来，他干得相
当不错。可是，在这些行动尚未展开之前，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是运气好，这个
错误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
还是在华盛顿总部的时候，艾姆斯曾经负责联系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名苏联情报
来源，这个间谍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管理的。艾姆斯定期乘火车到纽
约去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碰头，然后坐地铁到布鲁克斯去见那个苏联人。
有一次在去与那个苏联人接头时，艾姆斯带了一个有秘密夹层的手提箱，里面
藏有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为那个间谍准备的任务清单。
在地铁的火车上，艾姆斯想起了他带的录音机需要换电池了，而正在这个时候，
火车到站了。艾姆斯慌忙跳出车门，找到一家商店买了电池。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
他把提箱忘在车上了。
这个车站离终点站不远。艾姆斯慌慌张张地跑回车站，越过铁道，到了另一面
的站台上。他检查了从城里开回来的每一趟火车，结果是白费工夫。
艾姆斯于是乘车到最后一站，气急败坏地翻遍了放在那里的垃圾桶。他想，捡
到提箱的人说不定想在里面找到钱，结果却没有发现钱，便将箱子扔掉了。
白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他只好跑到他们的一个活动点，给纽约基地
的负责人打电话。
“我必须马上见你，”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泛美大楼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惊恐万分。艾姆斯遗失提箱的地
方离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住宅区不远，这个箱子有可能被某个乘车的苏联人拾去。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光凭那份任务单，苏联人就可以查出谁是叛徒。但是事情还可
能更糟：那个箱子里还有那个苏联情报来源早些时候给艾姆斯的几张照片，照片上
有他本人和他的几个朋友。要是这些照片落到克格勃手中，那个苏联情报来源必死
无疑。这还不算，艾姆斯曾将所有的材料都从秘密夹层里取出来过，但是当他放回
去时，却只是往箱子里一扔，并没有放到夹层里去。
与此同时，艾姆斯与基地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还是要去和那个苏联情报来源
见面。他们见了面；但是在见面对艾姆斯并没有告诉他丢失了手提箱的坏消息。他
只是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又给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应急计划，并对他说，这并不意味
着眼前就有什么危险，不过是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他又给了那个苏联人几个新的
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基地负责人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他的老板和两名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正在斟酌如何在纽约时报第一页的下方登一则寻物启事，
以找回那个箱子。当他们正在瞑思苦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联邦调查局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告诉他们，箱子找到了：住在皇后区的一位教师拾到了那个箱子并把它
交给了警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人如释重负。据艾姆斯后来讲，他当时都快急疯
了，要是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事情过去以后，艾姆斯受到书面警告，中央情报局并责成他写一份建议，提出
若干措施，以预防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去和他们的情报来源会面时把提箱忘在
地铁的火车上。中央情报局对其雇员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真叫那些私营企业的
雇员们羡慕得要死。
艾姆斯到了纽约之后，被分配去联络的第一个苏联情报来源是谢尔盖·费多连
科，一个圆滑、英俊的学者，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他归艾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共同
管理。费多连科当时32 岁，是苏联前驻联合国和日本的大使尼古拉·费多连科的
女婿。老费多连科会说中文，1949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时，他曾做过翻
译。谢尔盖跟着他的著名的老丈人姓，这类事在苏联也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普遍认
为谢尔盖这样做是想沾他岳父的光，可是他说没那么回事。他说跟老头子姓非但对
他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妨碍：因为老费多连科在外交部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说是老头子坚持要他改姓，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谢尔盖的妻子海伦是一位有名
的美女，1964 年8 月号的美国《时尚》杂志曾用一整页的篇幅刊登过她的一张美
艳惊人的照片，并配有一篇短文。那张照片是由世界著名的摄影家艾尔文·佩恩拍
摄的。照片中的那位黑眼睛的美女看起来很像著名影星赫本。那短文写道：“生性
活泼的海伦·费多连科显示了一种深邃的俄国浪漫风情，她兼有智慧、庄重和青春
的活力。19 岁时的海伦已经陪着她的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到过中国、日本和美国，
当然更不用说俄国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