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告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有一个由最优秀的
军官组成的代号为“北方”的组织，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收买美国和加拿大人为他
们做间谍。
他还告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挪威外交部里隐藏着一个克格勃的高级
间谍。根据他提供的这一线索，挪威警察于1984 年在奥斯陆机场逮捕了阿尔讷·
特列霍特。他当时正准备前往维也纳去和克格勃的人员会面，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
了66 份机密文件。阿尔钠结果被判处20 年监禁。
这时，比尔·斯米兹仍然是他的联络人。比尔在詹姆斯·福克斯的手下工作，
福克斯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负责人。
尤金向美国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可是他没有想到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种怀疑使他成为了检验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合
作关系的一个试验品。
这种怀疑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另一名重要间谍伏拉基米尔·皮古佐夫引发的。皮
古佐夫是克格勃的一名中校，在70 年代后期是克格勃派驻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间谍
机构的第二号人物。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大卫·巴尔
奈特曾经向克格勃出卖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
巴尔奈特是匹兹堡附近的人。他于50 年代加入中央情报局，60 年代被派往
印度尼西亚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搜集关于苏联武器的详细情况，从SAM 式导弹到
潜水艇，包括的面很广。中央情报局是通过他们收买的印尼的一名海军军官获得这
些情报的。1970 年，巴尔奈特向中央情报局辞职，他在印尼投资的养虾厂赔了一
大笔钱。于是他决定向克格勃出售他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克格勃讨给他9。26
万美元。中央情报局将这一线索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经过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巴
尔奈特被判处18 年监禁，但是他只服刑了9 年多一点便被减刑释放。他是历史上
第一个被控犯有间谍罪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联邦调查局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材料，帮助他们成功起诉巴尔奈特一事十
分感激，便同意让中央情报局插手他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中央情报局选中了尤
金，而且作为回报，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允许联邦调查局到他们的总部来查阅案卷。
调查了好久，他们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1 年，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飞到旧金山，他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给了尤
金一个间谍用的照相机，表面看来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尤金是抽烟的，所以
有一个打火机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这个打火机做成筒状，镜头装在火石的对面，
只有一个10 美分硬币的大小，特制的胶卷可以照90 张像。
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员教给他如何使用这种照相机偷拍文件。当他照完一卷之后，
就拿照好的胶卷和中央情报局换一卷新的。
几个月之后，尤金的一个疏忽几乎让他送掉了性命：他丢掉了那个打火机。当
时他快急疯了。比尔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帮他在他的车里找，希望那打火机是
掉在座位之间了。我们几乎把那辆车给拆散了，可是没有找到。”尤金又想起来他
有可能把打火机掉在一个朋友的房间里了。他跑回去找，结果又是白费力气。
与此同时，苏联领事馆的一个清洁工拾到了那个打火机，他想用它点烟，结果
给自己照了4 张像。他后来把这个打火机交了上去。克格勃的人一下子就发现了它
的秘密。尤金和领事馆的一名政治官员伊戈尔·萨姆森诺夫都抽烟，他们立刻成为
克格勃的主要怀疑对象。
1982 年尤金回到莫斯科，克格勃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除；但是因为缺乏确凿的
证据，他们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此后，尤金变得极为谨慎，他只同意偶尔给
中央情报局发一个平安信号，通常就是在一个约定的地点用粉笔做一个记号；此外，
他决不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会面，也决不用密投的方式进行联系。
艾姆斯了解这一切，他知道迄今为止，尤金至少是安全的。艾姆斯了解到的最
为重要的情报是关于狄米特里·费多诺维奇·波利雅科夫的情报。波利雅科夫在中
央情报局招募的苏联间谍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1966 年，在越战正酣的时候，他
是苏联驻缅甸的武官。他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关于北越和中国的军事情报。3 年之后，
他被召回莫斯科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3 年，然后又被任命为苏联驻印度的武官。
当波利雅科夫在仰光时，中央情报局派给他的联系人是保尔·狄龙。所以，在他担
任驻印度的武官以后，中央情报局又把狄龙派往新德里去作他的联系人。狄龙总是
装成一个钓鱼的，带着鱼杆和录音机到一条小河边上去和波利雅科夫会面。波利雅
科夫坐在他的身边，很快地向他汇报他从苏军情报局内部搜集到的最新的情报。
1977 年，在印度服务了4 年以后，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因为他对中央情
报局极为重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提供了他们保留给特殊人物的最先进间谍工具。在
印度，狄龙给了他一个快速发报机，使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可以用这个发报机以每
次2。6 秒钟的时间，脉冲式地发报。这种快速发报机使得苏联的信号监测仪器无法
捕捉信号的来源。在莫斯科，波利雅科夫在开车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就利用这
个发报机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情报。另外，中央情报局还给了他一个特制的钟，放在
他的家里。每当中央情报局从他密投的地点取走情报之后，就会发出一个无线电信
号，接到这个信号以后，这个钟就会发亮。
1979 年，他又被派回印度，这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少将。如今，他接触到高级
机密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些年来，波利雅科夫向美国提供了无数极为宝贵的政治和
军事情报，其中包括苏联战略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数据，核战略，化学和生物武器
方面的进展，农作物的灾害，以及民防措施，等等。
1980 年，波利雅科夫少将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他已经为美国做了20年的间
谍。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詹姆斯·安格尔顿怀疑过他，可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终于承认
他是在冷战期间继潘科夫斯基之后最有价值的间谍。在美国间谍的名人录中，他占
有特殊的地位。如今，他已经接近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带着满意的心情静静地回
顾他为美国做间谍的这一段惊险的岁月。
对波利雅科夫而言，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他曾经为美国做过
间谍而且成功地逃脱了惩罚。他渴望有一个平静、舒适的退休生活，享受一个苏联
将军应得的待遇。只有美国的情报机关知道他的秘密，而且他们一定会严格地保守
这个秘密，他尽可以感到放心。
第十四章 踏上不归之路
1984 年3 月，艾姆斯对他的老板诺德·卡尔森说他希望反谍处能多采取一些
行动，天天坐办公室实在是闷得慌。
他请求卡尔森允许他在完成每天的本职工作后，能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一
些间谍活动。他说他希望能开始会见一些苏联派驻华盛顿的官员，说不定还可以拉
一两个过来。
这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奇怪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分配在总部工作的情报官员经
常自愿地要求从事一些第一线的间谍活动，尽管这通常需要占用他们自己的时间。
对一个每天坐办公室的情报官员，特别是曾经被派驻海外从事过具体间谍工作的情
报官员来说，能够采取一些行动的工作能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兴奋。
卡尔森和他的上级大卫·福尔登都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对福尔登来说，这真
是有点求之不得：因为反谍部正在积极地设法渗透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在华盛顿的
机构。对于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主动精神他都表示欢迎。正
如反谍处的一位官员所说的：“我们真正是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正因为如此，福
尔登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艾姆斯的请求。
但是，他的请求还需要经过中央情报局华盛顿分站的批准，因为在首都华盛顿
从事招募苏联间谍的工作是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在等待批准的这几个月中，艾
姆斯曾经多次向他的同事们叫苦说他已经破产了，他本来就欠了不少债，如今打离
婚的官司又要花不少的钱。
但是，艾姆斯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关注。那些知道艾姆斯在墨
西哥时曾经有过明显的酗酒问题的上司和同事也是一言不发。此时艾姆斯的处境是
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的职位使他掌握了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和克格勃斗争
的核心机密，另一方面，他又在经济、婚姻和酗酒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而中央
情报局不但没有估计到这里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险性，相反却批准乃至鼓励他去与克
格勃在华盛顿的情报官员接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就这样，艾姆斯在1984 年的春天开始采取行动。但是，招募苏联官员为美国
做间谍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要收买一个苏联人，首先他需要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这要做得非常细致和恰到好处，因为所有的后续步骤往往都取决于第一次接触。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艾姆斯跑去向卡尔森求教。卡尔森建议他去和谢尔盖·狄
维尔科夫斯基联系。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的一名外交官，卡尔森在中央情报局纽
约分站工作时和他相识。当时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1984 年在华盛顿，狄维尔科夫斯基是苏联大使馆的新闻顾问。他是一个中等
身材的人，头发稀疏，戴眼镜，看起来大约50 岁左右，非常专业化的样子。
狄维尔科夫斯基的头衔是新闻顾问，但是头衔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说，
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马尔季诺夫和莫托林名义上都苏联大使馆的三秘。至于狄维尔
科夫斯基是不是克格勃的间谍，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有争论。
但是不管怎样，如今艾姆斯需要和苏联大使馆的人员取得联系，而狄维尔科夫
斯基正好提供了一个渠道。按照卡尔森的建议，艾姆斯给狄维尔科夫斯基打了一个
电话，说自己是他在纽约的一个熟人的朋友，受朋友之托，想跟他见一面。他说到
的这个熟人自然是指的卡尔森。当然，他用的是卡尔森那时用过的假名，而且他自
己也是用的假名。他说他叫瑞克·威尔斯，在政府的情报协调总署工作。同时他还
给了狄维尔科夫斯基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实际上中央情报局设置的一个掩护号
码：如果狄维尔科夫斯基想打电话查证“瑞克·威尔斯”的身份，接电话的人就会
告诉他：“这里是情报协调总署，威尔斯先生正好出去了，您有什么留言吗？”诸
如此类的话。 艾姆斯终于见到了狄维尔科夫斯基，并开始请他吃午饭。按照政府的规定，中
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这一类的活动都必须通知联邦调查局，因为苏联外交人员在美
国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艾姆斯必须向中央情报局
汇报他和苏联人接触的情况，而中央情报局则将这些情况转告联邦调查局。就这样，
艾姆斯白天继续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业余时间则致力于收买苏联
间谍。4 月份，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他打算和罗萨莉奥结婚。因为她是一个外国人，
要嫁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她必须接受测谎检查。8 月份，她接受了这种检查
并且顺利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安部门还对罗萨莉奥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她的一些
朋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她出身于“哥伦比亚的一个显赫而富有的家族”。但是，
他们并没有到哥伦比亚去对她家的财富进行实地调查。
因为艾姆斯准备娶一个外国女人，中央情报局的反谍中心建议将他调离现有的
职位，换一个不像这样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行动部的副部长接受了这一建议；
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984 年7 月，艾姆斯的上司大卫·福尔登被调往希腊担任雅典分站的站长，
他的情报局苏联部部长的职务由布尔顿·戈贝尔继任。在这之前，戈贝尔是情报局
欧洲部的副部长。
戈贝尔当时51 岁，是一个瘦高个子，卷曲的头发已经发白，戴眼镜，说话声
音柔和。他学究气很浓，缺乏幽默感。他是伊利诺伊州的人，1955 年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