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位长者的收音机正在这时唧唧鸣叫起来。他立即返回岗位。对这个含意的解释也就根本没有了下文。
第七章
费伯接到电文以后，心里很恼火，因为上级要他正视一个他一直在回避的问题。
汉堡那边已经确信电文到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曾发出呼叫信号，他们不是像平常那样发出“已悉——继续发报”的回复，而是发出了“与一号接头”的命令。
他发出了“知悉”的电文以后，把无线电发报机收回手提箱里，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埃里斯沼泽地区那儿去——他现在的隐蔽身份是观察和研究野鸟的人，他行驶在布莱克希思公路上，回头看看那狭小的两室套的公寓，心里在盘算着是否执行上级的命令。
如果拒绝服从，有两个理由：有职业上的原因，有个人安全上的原因。
职业上的原因是：“与一号接头”是个很陈旧的暗语，还是卡纳里斯在1937年制定的。含义是要他到某个商店的门口与另一个特工接头，那家商店位于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之问。接头的方式是通过各自带的一本《圣经》来辨认对方，暗语是：
“今天读哪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接着，在确信没有受到跟踪以后，他们就会一致认为，那一章“最令人鼓舞”；如果不是这样，其中一人就会说：“那一章我恐怕还没有读呢。”
那一家商店的门面或许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费伯感到麻烦的倒不是这一点。他觉得：早在1940年就有一些不中用的非职业间谍越过海峡，并且落入了MI5的怀抱中，卡纳里斯很可能把那句暗语早就告诉了那些人中的大多数。费伯知道那些人已遭到逮捕是因为报上公布了他们受绞刑的消息。当然，那样做是为了安抚群众，说明已对“第五纵队”采取了行动。那些受绞刑的家伙，临死前肯定会泄露秘密，英国人现在可能已经知道那种陈旧的暗语。如果他们截获了汉堡发出的那份电文，现在一定有许多具有语言天才的英国年轻人簇拥在那家商店门口，他们个个夹着《圣经》，用德国口音在练习那句话：“最令人鼓舞”。
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打进英国似乎已指日可待，而德国反间谍机关却把自己的职业特点置之度外。从那以后，费伯对汉堡就失去了信任。对于自己的行踪，他向他们保密；拒绝与在英国的其他特工取得联系；发电文时，他经常改换频率，不管是否干扰了别的特工的发报信号。
如果一贯对上司的指令百依百顺，他可能不会活到今天。
在维尔维奇，费伯和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混在一起，其中很多人是妇女。此时正是白班下班的时候，军火制造厂的工人们如潮水一般拥了出来。那些工人虽然面带倦意，却显得喜气洋洋，这使费伯想到了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个人原因：他认为他的国家正在战争中渐渐失利。
他们肯定赢不了这场战争。俄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参战；非洲已丢失；意大利已经崩溃；今年——1944年，盟军一定会在法国领土上登陆。
费伯不想以生命做无谓的冒险。
回到家中，他把自行车放在一边。就在他洗脸的时候，头脑里突然闪出了不合逻辑的念头：他要去接头。
冒这种险很愚蠢，因为那是为了一种无望的事业。然而他却产生了强烈的冒险愿望。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烦恼。一成不变的收报发报、观察和研究野鸟、骑自行车进进出出、寄宿店里的茶点——他已经度过了四年与实际战争相隔太遥远的刻板生活。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陷入危险的境地。这反倒使他胆战心凉，因为他想到有潜在的威胁。每当他辨出有危险存在，而又能采取步骤使危险消除，他便感到无限喜悦。
就这么办，他一定要去接头，但接头的方式与他们所期望的并非一致。
尽管战争的气氛很浓，伦敦西区仍然是行人拥挤。费伯想知道柏林的大街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儿，他从哈查德书店买了一本《圣经》，揣在大衣里面的口袋里，别人是看不见的。这一天，天气温和而湿润，时断时续地下着毛毛雨。费伯带了雨伞。
接头的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或下午的5点到6点。具体安排是：有一个人每天到接头地点去，一直等到另一个人露面；如果连续去了五天都没有联系上，那人就改为隔一天去一次，连续进行两周；两周以后还没有联系上，就放弃联系。
现在是9点10分，费伯来到了莱斯特广场，只见接头的人已经到了，就站在那家烟草店门口，假装在避雨，腋下夹着一本黑皮包装的《圣经》。费伯瞟了他一眼，低着头迅速走过他身边。那是个年轻人，蓄着金黄色的小胡子，看上去营养不错。他穿的是黑色雨衣，胸前有两排纽扣，正在那里看《每日快报》，嘴里嚼着口香糖。费伯对他不熟悉。
费伯从街对面再次行走时，发现了“尾巴”。那人身材矮小，长得结实，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雨衣，头戴英国便衣警察喜欢戴的软毡帽。他正站在一幢办公楼的门厅里，从玻璃门往大街对面观看，注意着烟草店门口那人的动静。
眼下存在两种可能性。如果那个接头的人不知道自己受到跟踪，费伯只得把他从接头地点引开，把“尾巴”扔掉；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来接头的那人已经被逮捕，烟草店门口那人是个替代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费伯决不能让门口那人或是那个“尾巴”看到自己的面孔。
费伯假定是最坏的可能性，并且想出了对策。
广场里有个公用电话亭，费伯进去以后便记住了电话号码。接着他找到了《圣经·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把那一页撕下来，在页边空白处写了几个字：到广场的那间电话亭去。
他在国立美术馆后面的那条背街上转来转去，后来找到了一个小男孩，10岁或11岁光景，他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用石头玩水。
费伯问他：“广场那里的烟草店，你认得吗？”
“认得。”
“喜欢吃口香糖吗？”
“喜欢。”
费伯把《圣经》上撕下来的那一页递给了孩子，说道：“烟草店门口有个人。如果你把这个交给他，他就会把口香糖给你吃。”
“行啊。”孩子答道。他站起身来又问了一句：“这家伙是不是美国佬？”
“就是。”费伯回答。
小男孩跑去了，费伯也跟在后面。就在孩子快要跑到那特工面前时，费伯突然身子一闪，溜到了对面那幢办公楼的门口，“尾巴”正在那儿透过玻璃向外面窥探。费伯把身子挡在门外，正好遮住了“尾巴”的视线，使他看不到街对面的动静。而且，他还撑开雨伞，装着撑得很费力的样子。这时，他看到那位特工给了孩子一些东西以后就走开了，他也就不再在撑伞上搞什么花样了，而朝与特工相反的方向走。他回头看看，只见“尾巴”已跑上大街，去寻找那位失踪了的特工。
费伯就近停在一个电话亭旁，拨了电话号码——就是广场上那个电话亭的号码。过了几分钟后，他才打通，终于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喂！”
“今天读哪一章？”费伯问。
“《列王记上》第十三章。”
“最令人鼓舞。”
“对，是这样。”
费伯心想：他已经碰到了麻烦，可是他还不知道，真是个笨蛋。他大声问：“怎么？”
“我一定要见你。”
“不可能。”
“非见不可！”费伯觉得，那口气表明他已处在绝望的边缘。“来自头头本人的消息——懂吗？”
费伯装得还在犹豫。“那好吧。一个星期后，在尤斯顿车站拱门那儿见面，时间是上午9点。”
“你不能提前一点吗？”
费伯挂上了电话，出了门，迅速拐了两个弯，来到能见到广场电话亭的地方，只见那个特工正向皮卡迪利广场方向走去。周围看不到“尾巴”，费伯就跟着那个特工往前走。
那人走到皮卡迪利广场的地铁车站，买的车票是去斯托克韦尔的。费伯立即想到，到达那儿还有一条更直接的路。他离开地铁车站，急忙来到莱斯特广场，乘上了一列北线火车。乘地铁的特工到滑铁卢车站那里还要转车，而费伯的车是直达。因此，费伯将先到达斯托克韦尔，至少他们也会同车同时到达。
结果费伯到了斯托克韦尔车站以后，等了25分钟才见那位特工到站。费怕再次跟着他，看到那人进了一家咖啡馆。
附近一带地方，任何人要想流连片刻，是绝对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没有商店橱窗可看，没有椅子可坐，没有公园可供散步，公共汽车站、出租汽车站和公共建筑也都没有。费伯只得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老是东张西望，好像要找什么地方一样。他一直走到正好看不见咖啡馆的地方，这才又折回到街的对面走，这时，那位特工正坐在暖和而又热气腾腾的咖啡馆里，又是喝茶，又是吃热面包。
半个小时以后，那人离开了咖啡馆。费伯尾随其后，走过一连串的住宅区。那位特工明白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走起路来不慌不忙，仿佛一个人这天已无所事事，正慢腾腾地回家一样。他连头也不回——费伯由此想着：又是个不老练的家伙。
后来，他终于进了一幢房子——这是可出租的地方，那些房子很不像样子，千篇一律，不惹人注目。间谍和到处游荡的丈夫住的就是这种地方。屋顶上有个老虎窗，或许就是特工的住处，因为它位置高，便于接收无线电信号。
费伯走过了这幢房子，观看一下街对面的动静。果然——有动静。一幢楼楼上的窗户那边，有个穿短衣、打领带的人，朝窗外扫了一眼就把面孔缩回去了——对手果然也就在这儿。那个特工一定是在昨天去接头地点以后回家的时候，被MI5的人跟踪到了住处——要么那个特工自己就是MI5里的人。
费伯拐了弯，走到另一条与此平行的街道，边走边数了数房子。几乎就在特工所住房子的后面，有两幢原来是半独立的房子已遭到轰炸，只剩下框架了。炸得好啊！
费伯回头往车站那儿走，步子要轻快一些，心情也稍稍有点兴奋。那神采奕奕的眼睛挺有兴趣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好啊，较量已经开始。
那天晚上，他一身黑色打扮——头戴绒线帽，外套飞行员皮制短夹克，里面是高领毛线衣，裤脚裹在袜子里，穿一双胶底鞋——一身黑。人们几乎看不见他，因为灯火管制下的伦敦也是一片黑。
他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光线暗淡、人声静寂的街道上，尽量回避大街。时过午夜，他见不到一个人，就把自行车放在离目的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停靠在一家酒店院子的篱笆旁，并且上了锁。
他并没有朝特工住的房子走，而是去另一条街道往那两幢已被炸毁的房子那儿去。房子前院里瓦砾遍地，他很小心地择路而行，进了已被炸裂的大门，穿过房子到了后面。四周一片黑暗。乌云低垂，遮住了月亮和星星。费伯缓慢行走着，不断用手摸索。
他走到庭院的尽头，越过栅栏，又走过两个庭院。有一家房子里传来一阵狗吠声。
寄宿房子的庭院杂乱无章。费伯在黑莓丛中绊了一跤，脸也被荆棘划破了。他弯腰从一根晾衣绳下往前走——那儿有微弱的光线，正好能看清楚绳子。
他找到了厨房的窗户，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工具，那刀刃就像一把勺子。窗玻璃四周的油灰日积月累，已经脆裂，剥落成一片片的，满地都是。他悄声干了20分钟，从框架上取下了窗玻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接着，他用电筒对着空荡荡的窗洞里照射，以确保行走时不会发出什么碰撞的响声。他拨开窗钩，推开窗户，爬进室内。
室内一片黑暗，熟鱼的气味、消毒药剂的气味扑鼻而来。为了做好迅速退却的准备，费伯先把后门的锁打开，然后才走进客厅。他把钢笔电筒闪了一下，很快就熄灭。就在闪光的一刹那间，他看清了：一条花砖砌的过道，一张他必须绕过的肾形桌子，钩子上挂的一排外套，还有右边一道铺了地毯的楼梯。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往楼梯上走。
走到第二道楼梯口那儿，他看到有亮光从一扇门下渗出。很快地，他又听到一阵气喘吁吁的咳嗽声以及卫生间的放水声。费伯向前跨了两步，一动不动地紧靠着墙。
那房门打开了，灯光照亮了楼梯口。费伯把袖子里藏的匕首抽了出来。原来是一位老人从卫生间出来，往楼梯口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