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暗散败景象，安徽境内太平军不仅没被剿灭，反而与捻军遥相呼应、风起云涌，带他赴皖的吕贤基兵败投水而死，刚扯上关系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亦兵败投水而死，合肥祖宅被太平军陈玉成部焚毁一空。李鸿章痛感练兵打仗决非像想像的那么容易，寻根究底，自己一介书生，先天不足，缺乏军事知识、没有实战经验，更要命的还在于缺乏高人指点，顶头上司、历任皖抚和统兵将帅多是平庸之辈，因而茫无指归，只知“猛进”“浪战”，不得要领。练兵必须筹饷，但穷人没有钱，富人不出钱，翰林编修出身的李鸿章“劝借军饷”难免撕下斯文脸皮，入行随俗动点粗，因此被人讥之为“翰林变绿林”。困难重重，四处碰壁，“辗转兵间无所就”，只好借酒浇愁。“书剑漂零旧酒徒”，李鸿章自嘲自讽，愁绪满怀：可不是吗，书已漂零，剑亦漂零，剩下的只是一具酒徒皮囊了！
掌控兵权（2）
高冕
李鸿章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曾国藩。此人咸丰三年（1853年）起以在籍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他深知清王朝军队溃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兵少，而在于“兵伍不精”。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弦更张，尽废官军，由儒生统领，召募大批湖南山农，编练成一支全新的汉族地主武装——湘军。这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成为清王朝对付太平军的一支劲旅。曾国藩统率湘军，很快占领湖南湖北，并以两湖为根据地，兵锋直指赣浙闽皖。曾国藩及其湘军，成为清王朝满心指望的一颗救星。李鸿章拿定主意，撇下在皖五年多来的失败和懊恼，于咸丰八年（1859年）冬，启程投奔驻建昌的曾国藩湘军大营。
曾国藩是李鸿章导师。十六年前进京赶考，抵京不久，李鸿章就跑到曾府拜访。拉关系总不会找不到说法，少年李鸿章找了个“年家子”的由头——曾国藩与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戊戌年同时考中进士点为翰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同考官，李鸿章虽名落孙山，但其诗文很受曾国藩欣赏。后来，曾国藩对李鸿章胞兄李翰章说：道光二十五六年间，他就看出李鸿章此人“才可大用”。落第后李鸿章师从曾国藩，日夕攻读经史，两年后丁未科会试果然不负师望、金榜题名。师生两人互为欣赏，在曾国藩眼里，这个弟子堪成“伟器”；在李鸿章眼里，恩师十分“神圣”。现在，久别的师生又在建昌湘军大营重逢。弟子风尘仆仆，恩师喜出望外。不过，与十几年前相比境况大变，曾国藩已是湘军主帅，李鸿章成了曾氏幕宾，曾氏不再以舞文弄墨教授经史为首务，当如今他是李鸿章的军事长官兼教官，师生两人琢磨的主要不是道德文章，而是如何杀人。
李鸿章能够师从曾国藩学习驭兵之道，是值得庆幸的。这个长着一副三角眼、两条倒挂眉的儒生，半路出家舞枪弄炮，却极具军事天赋，他是当时清王朝最厉害的军事家。李鸿章在其幕府起初当书记，后来批阅公文、草拟书牍和奏折，耳提面命，直接接受湘军主帅的应用式训练。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能前程高看一眼，他说：“少荃（李鸿章之号）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这样评价自己的军事长官兼教官：“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对于将来会有非凡建树的高足，曾国藩教诲训导毫不松懈、格外用心；对于迷途导航的“指南针”般恩师，心高气盛的李鸿章心悦诚服。对此，有两件事可以窥见一斑。
湘军主帅有一个定规，每日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同进早餐，而后围坐谈论、探讨问题。李鸿章生性散漫不羁，爱睡个懒觉，在如此严格的军旅机器中接受轧压，暗自叫苦不迭。有天，他自称头痛，赖床不起。李鸿章贪睡懒散那点毛病，曾国藩早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个弟子肚里爬的是什么虫子，便接二连三派人催李鸿章起床吃饭。他称，“必侍幕僚到齐乃食”，缺一人不开饭。李鸿章见难以混蒙过关，慌忙披衣下床，“踉跄而往”。开饭时曾国藩一言未发，放下筷子后他就不客气了，拉下脸教训道：“少荃，既入我府，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拂然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这给李鸿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何为纪律，纪律对于一支军队何等重要，而要养成严明的纪律，必须从一日生活吃喝拉撒睡每个细小环节抓起。事隔很久，他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曾府的参谋生涯，为李鸿章日后统兵为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说这一段历练，使他“受益不尽”。
还有一事，就是李鸿章出走事件。曾国藩驻守祁门时，太平军环攻不已，湘军处境艰险。李鸿章再三陈说，断言祁门已成绝地，力主移师他驻。曾国藩其实知道死守祁门在战略全局上没有多大意义，作此姿态主要是给咸丰皇帝看，因为皇上要他督军径赴苏常。但这层意思不便挑明，曾国藩便冲喋喋不休的李鸿章等人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听了如此辱骂，自然一肚子火气。谁知此事未了，又横生一事，师生两人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吵。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缔造湘军的得力干将，尤其曾氏在靖港、九江、樟树大败之后，得到李元度鼎力相助，曾国藩称赞他“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并私情作祟，推荐他出任徽宁池太广道，率兵驻守徽州。但李元度此人擅长文学不知统兵，太平军来攻时，违反军令胡乱指挥，致使徽州易手，李元度本人侥幸逃脱。曾国藩悔恨交加，打算上疏弹劾，将他处以军纪。谁知，这竟招致文武参佐集体反对，挑头之人乃是李鸿章。他“率一幕府人往争”，指责老师忘恩负义，并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毫不退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随即调高调子，以撂挑子不干相迫，道：“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对弟子如此不明大义，大动肝火，答道：“听君自便！”随后，曾国藩毅然将李元度弹劾革职。曾、李两人就此闹崩，李鸿章愤然而去，离开祁门大营。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秋冬之交的事。七八个月后冷静下来，隔阂师生间的迷雾散去，两人都将对方看得更为清楚：李鸿章深刻认识到，这个年头，要青云直上，必须有过硬靠山，而环顾天下，可依作靠山的，舍曾公别无他人；曾国藩也认识到，李鸿章劝他移师祁门的建议颇识时务，后来听从其议移师东流，而且为创成大业，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弟子参赞相助。经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牵线搭桥，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致信弟子“速来相助”，主动给他一个台阶。李鸿章捐弃前嫌，随即重投曾幕。别后相逢，两人都更珍重师生情分。曾国藩对这一有性子、有大才的弟子，“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掌控兵权（3）
高冕
在曾府当参谋，是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军事历练时期。追随曾国藩读无字之兵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李鸿章雏鹰翅膀逐渐变硬。心高气傲，渴望独统一军打天下的李鸿章，不甘久居他人篱下，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飞出鹰巢、翱翔蓝天。
机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逝，抛下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随后发生宫廷政变夺得政权的慈禧、奕，为支撑大清王朝这个四处透风的老旧破屋，更加依赖汉族地主势力，委以曾国藩更大权力，命他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并掌有节制巡抚、提镇以下官员的大权。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夺取湖北、保卫安庆战役失利后，进行战略调整，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策略，调过头来猛攻浙江、威逼上海，试图将富庶的苏浙两地经营成太平天国的战略后方。兵锋所指，上海官绅惶惶不可终日，一边向英法等列强“借师助剿”，一边火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请救命之师。上海人做事精明，在曾氏面临初次碰壁后，探知李鸿章是曾氏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晓以利害，在他身上做文章。上海富甲东南，“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骤，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而且一旦占据上海，还可对以天京（南京）为核心的太平军形成夹击之势，可谓一箭双雕。李鸿章动心了，积极替上海官绅代表帮腔劝说，曾国藩这才幡然动心。分兵援沪，谁为主帅？对此，曾国藩颇费思量。开始，他想把这桩好事留给胞弟曾国荃，派李鸿章等人辅佐他。哪知，被曾国荃断然拒绝。李鸿章积极争取，“欣然以肃清自任”。曾国藩有些犹豫，笑道：“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已历练成熟，深知机不可失，鹰眼锁定猎物，遂“坚请赴申”。但他怕曾国荃日后省悟过来嫉恨他，欲擒故纵，写信给曾国荃“固请”其担任赴沪军主帅，曾国荃依旧予以拒绝。这时，曾国藩将李鸿章统兵赴沪好处看得更为透彻，此举除能占有饷源、夹击太平军外，还可招募淮勇组建一支新军，解决湘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实现上年秋萌发的设想。曾国藩遂铁了心，任命李鸿章组建赴沪之师。李鸿章说干就干，先是网罗老家庐州一带旧有悍勇团练，把他们改编为淮军。仅两个多月，五营淮勇就集合在李鸿章麾下：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一个营五百人，五营二千五百人，而且大多是战守难峙的新勇，要赴沪开创新天地，力量单薄了点。李鸿章恳请恩师调拨数营湘勇，作为建军骨干。曾国藩有意将淮军建成湘军那样能征善战的军队，对弟子鼎力相助，慷慨拨给八营湘勇，其中包括将他自己的两营警卫亲兵。同治元年（1862年）淮勇初步成军，共十三营，六千五百人。二月，李鸿章陪恩师曾国藩检阅各营，宣告淮军正式建成。接着进军方式成了突出问题：如何率六千五百淮勇越过太平军控制的广大地区搬到上海？经过精心谋划，李鸿章决定“暗度陈仓”。三月初七日至五月，上海大亨们雇佣的七艘外国洋轮，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洋轮挂有洋旗，整个航程淮勇全部闷在舱底，无论如何不得露头，骡马军械随船起运。最玄的是过南京附近江面，两岸到处是太平军屯兵，江中还有太平军兵船来来往往，但不知为何，太平军始终没有触犯这些洋旗飘扬、形迹可疑的外国轮船。三月初十日，李鸿章进黄浦江抵沪。渴望蓝天的苍鹰，终于扑腾着翅膀，投进属于自己的天空。
李鸿章独统军队栖落沪滨之日，就是他官运大起之时。三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统兵抵沪十七天的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一跃成为从二品封疆大吏。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九周岁。回首仕途，其路漫漫。当年在京当翰林院编修，那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后来浪战于安徽，虽获得知府衔和候补道员官职，但均非实授，徒有虚名。因而可以说，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京赶考，到同治元年（1862年）统兵赴沪，在坎坷仕途艰辛跋涉近二十年，实际上仍是个微不足道的芝麻官。枪杆子里面出权力，簇拥他抵沪的数千淮军，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的举荐，使他隆隆直上、飞黄腾达。
上海易攻难守，但近代兵家都想占为己有，原因无需千条万条，只需一条足矣：上海是个大钱袋。军队与军费的关系，李鸿章看得很白，他直板板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咸丰年间，绿营与八旗军名义上每月饷银一至二两，实际上绿营兵每年仅发二至五个月军饷，八旗兵好一些，也未超过六七成，加之军官以各种手段克扣粮饷、贪吃空额，“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这使得士兵无不勒索钱财、捞取外快或自谋营生。李鸿章深知，吃三钱多皇粮的军队，是不能战胜太平军的。因此，他决意接过恩师曾国藩经常晃动的利禄旗帜，将曾氏湘军军额自定、饷源自筹、粮饷自行经理的高明招数全部搬进淮军。李鸿章不会当守着钱袋饿肚皮的傻子。他凭借掌握的军政大权，罗致敛才高手，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之策，横征暴敛，搜括钱财。当时江楚各省每年厘金不过百数十万，而李鸿章辖管的苏淞二百余里竟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