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厘济饷之策，横征暴敛，搜括钱财。当时江楚各省每年厘金不过百数十万，而李鸿章辖管的苏淞二百余里竟岁收厘捐达三百万。自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底，大体相当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期间，两年两个月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库总额为：库平银九百四十八万零二百零七两，其中厘金收入占第一位，为六百四十三万九千余两。这些数字出自李鸿章“恭呈御览”清单，很可能还是打了许多埋伏的。李鸿章甩开膀子搜括钱财，闹得鸡飞狗跳、商怨沸腾，连他自己也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他没有因此住手，因为无论湘军还是淮军都太需要银子了！
掌控兵权（4）
高冕
恩师曾国藩正亟待报效。抵沪半年，李鸿章就先后两次协济湘军九万两。但恩师对他的期望值更高，提出“每月酌提四万两，万不可减”。打仗就是打钱啊！面对恩师的狮子大开口，李鸿章一边将大批钱财输送给正在西线作战的湘军，一边大发牢骚、叫苦不迭。曾氏恩师送弟子赴沪前曾谆谆叮咛，“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恩师这话说的是啊，它落在李鸿章的心坎上立即生根萌芽。可是，要练兵练器、扩充军备，没有银子能行吗？银子尽给恩师征去了，弟子岂不喝西北风了吗？中国古谚说得好：“师傅领进门，出道靠自己。”到沪后抓住机会迅速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建立一支强大的李氏淮军，这一条李鸿章“奉为枕中秘”，并将它放在“性命根本”的战略高度，积极筹划，付诸实践。师傅要花银子，当如今弟子也需要花银子，而且正急需花更多的银子。湘籍大帅胡林翼赠给左宗棠的秘诀说得好，“聚人曰财”嘛！从同治元年初夏起，寻求急剧扩张的淮军，没有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而是吸收地主团练、太平军投降者、旧有防军为军队主体；扩充方式花样众多，既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投降者的办法，又采取请外国军官练军带兵、截留常胜军余众等办法，能用的方式一概用上。但李鸿章扩军并非饥不择食全无章法，有的则是原汁原味师承恩师的做法，比如组建骨干网络非常注意关系，用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织成血肉纽带。十五名淮军核心骨干，皖籍多达十二名，其余湘籍两名、川籍一名；有师生关系的十人，其中还有三个家庭七个兄弟。既用恩师之法，又不拘泥于恩师之法，这就是李鸿章！短短二三年间，淮军一下增加三十多个营，比初建淮军多出两倍以上，其中包括一营水师。李鸿章麾下的水陆淮军变戏法地成长，到同治三年九月，已达七万之众。
李鸿章采取“以沪平吴”之策，积极指挥淮军剿灭太平军。同治元年夏，李氏淮军在上海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一带，击败太平军骁将李秀成所率太平军，名声大震。翌年冬，李秀成所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所率湘军进行天京决战之际，李鸿章督率淮军及“常胜军”攻陷苏州，大肆诱杀太平军降众。李鸿章杀性之健，方法之巧妙，比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州娄门外军营，李鸿章以赐官授衔为名摆下酒席，宴请苏州太平军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掉八个领头者之后，早已部署好的淮军程学启部立即闯入苏州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被杀太平军和误杀平民尸横遍地，仅城内双塔寺院中就有三万多具血尸。屠城后二十余天过去了，一些外国人目击，这个院中“地上浸透人的鲜血”，苏州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李鸿章取得苏州之役胜利，对太平天国来说是雪上加霜。总理太平天国政事的干王洪仁叹息道：“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乘势而进，紧接着李氏淮军伙同“常胜军”攻下常州。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喝着太平军鲜血迅速成长，踏着太平军将士的头颅高奏凯歌，在剿灭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其重要作用重次于曾氏湘军。李鸿章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后，再次受到清廷重赏，被晋封为一等伯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攻陷天京后，总督两江、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所辖湘军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十二万人。曾氏兵权过重、势力过大，招致清廷疑忌。清廷遂采取抑制曾国藩，扶植左宗棠、李鸿章的策略，曾氏十二万嫡系部队四万拨归左宗棠、三万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而拥有水陆大军七万余众的淮军，仅做个姿态裁撤数千人而已。取得天京之役胜利还不到四个月，清廷就命曾国藩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处“督兵剿贼”，改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有军则有权。”在封建中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奉清廷之命为督军“剿捻”的曾国藩调兵、集饷。筹饷尚好说一些，李鸿章巧立名目，甚至想出“粪桶捐”之类的金点子，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至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为曾氏筹得饷银一千一百零六万九千八百零二两，期间还结余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充分保证了曾氏花钱需要。但一旦要调用淮军部队，李鸿章就不讲师生情分了。他表面上听命清廷，先后调拨六万多淮军归曾氏指挥，背地里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当时，曾国藩所辖“剿捻”大军八万多人，其中仅二万多人是裁撤之余的湘军，其余都是借调的淮军。这六万多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独立的炮兵部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代陆军，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哪肯轻易放弃权柄！曾国藩对李鸿章抓权不放、淮军不听调遣以致贻误战机，非常恼火，致信弟子泼撒火气：“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曾氏此函实际上揭穿这样一个事实：此前从部队进退、奖惩、招兵到休息、放假，事无巨细，李鸿章都是暗中遥制的。李鸿章挨了老师一顿训斥，心生怨恨，写信对正在曾氏手下作战的淮军将领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但他并没有因挨训而将暗制淮军的手缩回来，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已。
掌控兵权（5）
高冕
捻军是太平军之后的反清主力。经赖文光整编后的捻军，步骑结合、灵活机动，善打运动战。因剿灭太平军而威震四海的曾国藩，却成为捻军手下败将。同治五年（1866年）起，李鸿章任钦差大臣，奉命接过曾国藩的帅印，踏上征剿捻军的征程。李鸿章接受恩师剿捻的经验教训，妥善解决粮饷供应，实施“以静制动”、“划河圈地”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时间，将曾辗转驰骋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各省，被清王朝视为洪水猛兽的捻军，剿杀于血泊之中。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当参谋时，曾氏预言，李鸿章其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当时只是本着鼓励弟子的宗旨住高处说，对弟子能否真的超过师座，还心存怀疑，至李鸿章率军“剿捻”大获成功，方知应验这一预言只用了数年时间。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初十日，清廷以平捻首功，赏湖广总督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晋协办大学士。至此，李鸿章跻身于一品大员行列。
手握重兵，官运要来挡也挡不住。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原由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海望楼设立的教堂，吸收恶棍入教，迷拐幼孩，强占民地，民愤很大。同治九年夏，育婴堂虐死婴儿三四十人。据说，天津一带时而发生的婴儿拐骗案件，多与法国天主教堂有关，当地群众反洋教情绪很高。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官员带拐犯前往天主教堂查验，教堂门口群众蜂拥而至。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没有把夷人的话当回事，只派了几个官兵敷衍，丰大业大怒，持枪赴崇厚衙门质问，秘书长西蒙执刀随行。这时，洋人威杀华官的消息飞快传开，百姓纷纷赶来，群情激愤。丰大业赶到崇厚衙门，出言不逊，并拔枪向崇厚连开两枪。崇厚推开丰大业。丰大业咆哮如雷，飞奔出门，拔刀向中国百姓乱砍，西蒙则挥刀为丰大业开路。归途中两人遇天津知县刘杰，刘知县劝两洋人息怒。丰大业竟不知好歹，挥枪射向刘杰，结果击中其随从。此时，西蒙又向闻声赶来的中国百姓胡乱开枪。百姓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丰大业和西蒙，并将两具死尸扔入河中。百姓鸣锣聚众，乘机发泄长期积聚的怨恨，当场烧毁法、英、美教堂和育婴堂，击毙洋教士、洋商、外国职官二十人，其中法国十三人、俄国三人、比利时二人，意大利、爱尔兰各一人。案发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联合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气势汹汹。法国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其海军蠢蠢欲动。当月二十五日（6月23日），清廷急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是非曲直明镜一般。但曾国藩腰杆子与朝廷态度一样软，为息事宁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斩杀爱国民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赔偿洋人五十万两白银，重建被毁教堂。曾国藩的行径遭到国人唾骂谴责。八月初三日（8月29日），清廷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要职由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师生两人对换交椅。
直隶总督易位决非偶然。
直隶省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直隶，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于清初正式定制为直隶省，省治保定。直隶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居太行山脉与渤海之间，东濒渤海连接奉天，西据太行、恒山而毗山西，南与河南、山东接界，北枕塞外与内蒙相连；直隶省地域广大，当时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全省、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南、山东一小部分。直隶总督直接辖区共十一府、九州、一厅、一百零四县。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内为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历来为疆臣之首。这把交椅，清廷总是遴选强有力的宠臣来坐。
在列强环伺、内乱纷繁的年代，安内攘外靠枪杆子说话。此时曾氏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李氏淮军装备、操练近代化程度已跃居全国之冠，成为王朝最精锐的拳头部队，李鸿章也就成了清廷眼里的香饽饽、直隶总督的最佳人选。
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关防印信，就任直隶总督。这标志着在竞争激烈的仕途中，李鸿章一举超越曾国藩，成为同治朝官场红人。
十月，李鸿章权势进一步增大。清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北洋通商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李鸿章的权柄从此超出直隶范围，伸至山东登莱青道所辖的东海关和奉天奉锦道所辖的牛庄关。五年后，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在北洋沿海旅顺、威海卫等地建设军港船坞，山东至奉天一带重要军港、商埠，全部纳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辖管范围。李鸿章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直隶总督。
李鸿章认识到，武器装备依赖洋人是不行的。他移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宣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致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而要“强兵经武”，关键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路，仿制西方军舰大炮，摆脱武器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建设陆军和北洋海军，李鸿章竭力控制经营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简称沪局、宁局和津局。沪、宁两局始建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沪局局址上海城南高昌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