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愣愣地又数了一遍，手指有些颤抖了。这算是一份大礼了，完全是没有想到的大礼了。太大了。阿美知道，单位给困难职工发的补助，一般只有十块钱左右，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样子，可这次他们给了她整整一百！难怪他刚才要强调“特批”这两个字呢。还有那么些年货呢，比往年老沈带回家的都要多得多，算起来，也得有好几十块钱吧。这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件事了。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慢慢地琢磨起这件事来。
当然，这一定是他的主意！这个黑脸膛小眼睛宽肩膀浑身干脆利落的男人，她又看到了他。她本来以为这个男人就像煤一样地被她埋葬在记忆深处了。她和他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彻底结束了，可是这会儿他又来了，他撩起了那些记忆，那些让人不想回望的记忆。她恨他吗？当然，那是夹杂着屈辱的仇恨。可是，刚才他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恨为什么就变得暧昧了，复杂了，似乎渗进了一点别的什么呢？阿美搞不懂自己。当那个身披军大衣的男人出现在眼前时，她的心为什么要激烈地跳起来呢？她怎么觉得那个男人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令人厌恶呢？她怎么从他的神情中分明感到了他对自己的喜欢、关切和一种实实在在的歉意呢？他不是一个乘人之危的流氓吗？他不是一个曾经对她图谋不轨过的恶棍吗？可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又不像一个流氓和恶棍了呢？她是应该恨他的，可是这恨怎么突然变得软了，弱了，甚至成了一种——想念了呢？
天哪？！你疯了！想念？你怎么能想念一个欺负过你的男人？！阿美觉得自己的脑子像爬进了一条蛇那样，充满了不可预料的恐惧。她命令自己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她起身将那两袋沉重的东西，一瘸一拐地提到厨房里，又把那个红包放在柜子里锁起来，然后她在水池里用冰冷的自来水洗了手，洗了脸，重新坐到缝纫机旁。可是她知道，自己的心还在那里摇荡着，像水波一样地荡着，像飞絮那样地飘着。她放不下它，只能暂时不理睬它。
阿美哗哗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可是踩着，踩着，她就觉得自己的前胸在慢慢地发热。那里有不断鼓胀的感觉，一起一伏的，像越涌越高的潮汐……最后，一个男人的面貌终于无可匹敌地升上来了，占据了她的脑海。阿美的呼吸紧迫起来。她扔下了手中正在做的衣裳，忍不住再次打开了柜子，将红包里的钱取出来，一张一张地又看了一遍，还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崭新的钱，崭新的气味啊。她把钱小心地锁好，又跑到厨房里，打开了墙角边的蛇皮袋，把刚才放进去的那些年货又一一查看了一遍。这些东西奇怪了，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了，好像抹上了一层蜡制的光芒了，它们有了一点特别的含义了。这些东西代表着什么呢？是他的道歉吗？是他的愧疚吗？是他的问候吗？是他的关心吗？是他的思念吗？——总之，应该是代表着一些好意的，诚意的。阿美忍不住用手将它们又挨个地摸了一遍。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补偿。呼——一口积攒多时的郁气从心里吐了出来，她觉得自己的心情明亮了好多。再想恨，那恨已经成一块糖稀了，遇到热气，软了，化了，黏糊糊的，弄不清爽了。
她摸到了那半只新鲜的猪腿。漂亮的猪腿。瘦多，肥少，皮薄，月琴一样似乎能弹奏起来的猪腿。正是她需要的。对，她现在就把它腌起来。她要把它制成美味的腊肉。想到这，她的嘴巴里似乎已经尝到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味道了。是的，这个家虽然失去了男人，但日子还得过的，好好地过的。
阿美说干就干。她系上一条围裙，戴上两只套袖，将放在灶台下的一只腌菜缸拖出来，洗干净，又拖到大门口晾晒着。对面的苏大姐家前面有一方凹进去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梧桐，这会儿叶子早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苏大姐正坐在树下，穿一双黑色的高筒胶靴，系一条黑色的橡胶围裙，挽着两只袖子，露出冻得通红的双手，正在一只大大的木盆里，洗着堆成了小山包似的大白菜。
“阿美，你又熬夜了吧？我看你这些天没养好。做裁缝太辛苦了，不如干脆卖衣服算了。我有个侄子，前一阵就开了一家服装店，人家不做衣服，都是从广州、武汉直接进的成衣，听说卖得很好的。”苏大姐的大嗓门隔一条小街听起来还是那么响亮。
“我也这么想过的，可是，我没——”阿美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一声喊：“阿美，我的衣服做好了吧？我等着要穿呢。”阿美看到粮店的朱阿姨带着两个邻居过来取衣了，她连忙冲苏大姐打了声招呼，就急急地进了里屋。
朱阿姨一边试衣，一边乜斜着阿美：“阿美，你的桃花运不赖嘛，听我妹妹说，她要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呢。”
阿美平时就觉得朱阿姨的一张嘴像刺猬的毛一样，四处张着，见谁都要刺一下，挺讨嫌的，偏偏她这人爱管闲事，爱凑热闹，什么事情她都喜欢插一杠子，你想躲还躲不了。见她当着别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阿美心里有气，还不好顶真发火，只得有些难堪地说：“那都是说着玩的话，你还当真呀？”
“什么说着玩的？我妹妹可是把你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听说她已经帮你物色到了呢。”
那两个邻居立刻接口道：“阿美，你还对我们隐瞒什么呀？这找对象又不是丢人的事，再说，到时候你还不是要请我们大家吃喜糖的。”
听了这越说越离谱的话，阿美急了，她分辩道：“瞧你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是哪有的事呀？纯粹是一句玩笑嘛。朱阿姨的一张嘴你们还不知道啊？”
“耶，我的嘴怎么啦？我说的哪一句不是实话？再说，这正大光明地介绍对象有什么难为情的？这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地乱搞！”朱阿姨把眉毛挑起来地大声说。
那两个邻居连忙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再说，阿美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们不说了，不说了。”
瞧着她们那暧昧的笑容，阿美气得真想跟她们翻脸。不过，这些人既是她的邻居，又是她的顾客，她能说什么？只有忍着呗。
试好衣服，付了手工费后，她们就勾肩搭背地，嬉笑着出了阿美的家。她们走出几步，阿美就听到“阿美……”“是不是真的呀？”零零碎碎的议论，窃笑。阿美的心里像飞进了几只苍蝇一样，她恨不得拿缝衣针把这些女人的碎嘴给缝上。再一想，又灰心了。唉，随它去吧，人生在世，哪有不在背后被人说的人？又哪有不在背后说人的人？何况自己还是个寡妇，闭着眼睛塞着耳朵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些嚼蛆一样的议论。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她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那天夜里，刮着呼啸的北风，好像要把房顶上的瓦都揭去一样。阿美叫两个女儿一人灌一只热水袋，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她自己呢，依然坐在灯下车衣裳。脚上虽套了双老棉鞋，但还是冻得铁硬的，手也僵硬得伸不直。她不时要跺跺脚，哈哈气。
只有风声像哨子那样地呼叫着，传到耳朵里，鬼哭狼嚎一样，感觉自己的家像是荒郊野岭上的一只小棚子，孤独的，摇晃的。这样的天气，恐怕连流浪的狗和猫都蜷缩到什么避风的角落里了。一街的人，恐怕也都盖着厚厚的棉被进入梦乡了。阿美头上的灯，发着单薄的光，黄晕晕昏沉沉的，在这样的冬夜里，好似一片叶子孤单地漂浮在无边的大片水上。
就在这时，她听到房门外传来细细碎碎的叩门声。起先没在意，仔细听听，那叩门声时断时续的，不像是风声。她骇得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这样的深夜会有谁来敲她的房门呢？她按着自己的胸口，侧耳听着。是的，是的，是一下一下敲击的声音。她觉得自己的喉头像被什么人一下子封住了似的，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会儿，再侧耳听听，好像又没有什么声音了。阿美想，这么大的风声，一定是我听错了吧？她再一次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听，好在接下来果真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了。阿美揉揉发涩的眼睛，在灯下继续苦熬着。心也就慢慢定了下来。熬到眼皮打架的时候，她才打着哈欠，泡泡脚，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阿美已经忘了昨夜的事情，她照常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硬撑着起了床。天，依然是清冷清冷的，手脚冻得都有些不听使唤了。忙活了一阵后，她打开大门，惊讶地发现，在朦胧的微光中，一筐木炭赫然停靠在自己的家门口！阿美一下子想起了昨夜的敲门声。那么，昨夜，是真的有人来过了？会是谁呢？又是谁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给她送来一筐木炭呢？他有什么企图？还是有什么顾虑呢？
平静地过了两天，没再发生什么事情了，一切都照旧。阿美看着这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筐木炭，虽有点纳闷，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到了晚上，她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用了多年的旧火盆，收拾干净后，生了一盆旺旺的炭火。家里一下子变得像襁褓一样，暖暖的，温馨的。两个孩子问起来，阿美就遮遮掩掩地说，是别人送的。小英自作聪明地接口道，爸爸的单位真不错啊，发什么东西都还记着我们。阿美听了，支吾着没有答话。等大英小英晚上做作业的时候，阿美就把火盆移到她们的脚下。两人兴奋得很，吵着将山芋放在炭火里埋了，等不及山芋完全烤熟，就撕着热气腾腾的烘山芋吃。那呼呼的热气熏到她们的脸上，熏得她们幸福得像两只可爱的大熊猫似的。阿美看着这两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心里充满了说不出来的爱怜。等姐妹俩睡觉以后，火盆里只剩下几星微弱的红光了，阿美用炭灰将火星小心地埋好，又把两个女儿的棉鞋靠在火盆旁，就着那么点剩余的热气烘烤着。因为一盆炭火，冬夜似乎一下子贴近了好多，温暖了好多。
过了几天，那轻轻的敲门声又骤然在深夜响起来。还是那么迟疑的小心的声音，一下一下地。阿美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一定还是那个送木炭的人！这次他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她迅速地让自己镇定下来，是的，既然是人，不是鬼，而且还是个送东西给她的人，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就算他对她有什么不良的企图，那也没什么好怕的。这一条街的房子都是连成一片的，万一有什么事情喊一嗓子的话，这人就算有飞檐走壁的本领，那也是插翅难逃的。这么一想，阿美猛地拉开了房门。外面的寒气呼的一声就把她从头到脚包围了起来。
清冷的寒夜里，一个穿着军大衣、戴着有护耳的棉帽的男人正愣愣地看着她。他的手还来不及放下来，脸上是一副没有准备的吃惊的表情。他恐怕没有想到，阿美会连问都不问，就一下子把房门打开来。
房间的灯光飘过来，飘到他的脸上。是赵书记！
其实阿美在打开门见到那个男人的一瞬间，就已明白，那人是赵书记了。她根本不用看他的脸。她之所以呆呆地站在那里，只是在心里盘算着该不该放他进来。
男人不说话，只是拿一种复杂的眼神凝视着她。外面的北风冰寒刺骨。阿美终于转过身去，进了房间，她没有关门，门依然在她的身后洞开着。得到这样的默许，男人也就跟了进来，他反身把门插好。阿美看着，也没说话。她径直走到里屋，把里面的房门给带上了。她家除了这间改作缝纫店的堂屋外，还有两间用木板隔开的卧室，她和丈夫睡在外面大一点的房间，大英小英睡在里面的小屋，紧挨着厨房。这会儿，两个女儿都已睡得死沉，阿美和赵书记就坐在堂屋里，一个被门隔起来的封闭的安静的空间。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但那紧张到底还是像烟雾一样，在慢慢地消散开来。两人对坐着。赵书记一反平日的爽快、利落，显得非常地拘谨，神情中还掩藏着一些难堪。他有些迟疑地把棉帽脱了，放在手上不自然地拿捏着，一只腿不自主地抖动着。不知为什么，阿美在他的面前突然有了一种腰杆挺直的感觉。她开门见山地说：“赵书记，前几天，那筐炭是你送的吧？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赵书记连话也说得有些结巴了：“不要叫赵书记，叫老赵，老赵……是这样的，那件事情，过去的事情，我心里一直很内疚的，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喜欢你，真的喜欢——”
阿美打断他：“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它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阿美低下头来。她看到他那冻得通红的大手将那顶半旧的帽子捏在手上，不安地捻来捻去。她看得懂的，那是一个男人抱歉而害羞的心意。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