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里的虔诚，单单是为教义（他的教义！）的缘故压抑“tout regard humain（关乎人性的一切）”，这便是指所有人类的情感。这可怕而又可悲地表明，一个其它方面明晰无比的思想家，一个造诣精深的宗教信徒，如若被狂热蒙蔽了双眼，做出的事情会是何其离谱。他的朋友，他的兄弟，他的血亲，只要在教义最小的细枝末节上面有悖于他，或与宗教法庭见解稍有不同，他会心甘情愿将其交付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他生怕旁人拒斥如此野蛮的争辩，便转而诉诸他素所喜爱的最后一招，那便是恐怖。据他讲，不论是谁，替异端做了辩解也罢，自己被控为异端也罢，都等于犯了异端罪，该当受罚。既然容不下不同见解，加尔文主张，要以塞尔维特的下场，儆示会滑到他对立面的人，威胁触犯了他的人。要是无法箝住他们的嘴巴，便将他们送上火刑柱。加尔文一心要从谋杀塞尔维特的烦人问题当中永远解脱出来。这事件必得告一段落才好。
然而，尽管加尔文大发雷霆，尽管他向世界狂呼乱喊着求开脱，谴责屠杀的声音却无法平息。他那份辩护词，连同其中一意孤行追猎异端的叫嚷，造成最不得人心的印象。那些最优秀的新教徒，看到在他们的教会内部，竟然会建成个天主教式的宗教裁判所，只觉得不寒而栗。有些人便说，若这可怕的论点，不是出自上帝言语的传教士之口，不是出自基督的仆人之口，而是来自市行政会，倒还能少几分讨厌。伯尔尼城执事泽钦图斯（后来他成了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打定主意，宣示了自己的观点：“我得承认，”他在致加尔文的私信当中写道，“我也算上个这样的人，希望尽量限制因信仰分歧处人死刑的权利，除非这样的错误出于蓄意，且经过深思熟虑。令我做如此判断的，还不是可援自《圣经》里反对使用暴力的篇什，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再浸礼派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实例。我便亲眼见过八十岁的老太给人拉上绞架，连同她的女儿，有六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女人清白无辜，只是不想让婴儿受洗礼！依据这样的实例，我生怕司法当局无法限制在你定好的限度以内，生怕他们倾向于将微不足道的过失当成重罪办。因此我相信，当局顶好是多行仁政，慎动刀剑。如若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当受死，我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想被他的鲜血弄脏！”
在这狂热的年代，还有个低级市政官员能够如是说。许多人与他见解相同，却觉得不宜讲出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便是如此；而他的学生、可敬的泽钦图斯，也跟老师一样，在当下的争论当中绝不将立场摆明。他怯生生地对加尔文讲，他不愿公开地进行抗议。“除非受到良心的驱策，我绝不涉足争竞。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宁愿保持沉默，而不去挑起争论，伤害旁人。”一个人若有人道的气质，便极易受到事件的驾御，暴力也就由此得到了好处。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其反应都略同于这杰出然而平和的泽钦图斯。他们坚决保持着缄默；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教士，这些学者，一些人痛恨公开的争吵，另一些则生怕如若自己未曾虚伪地宣称处决塞尔维特值得嘉美，他们自己也要被怀疑成异端。事情竟至于如此的地步，仿佛所有人一片声地遵循着加尔文荒谬的要求，必须得将那异议分子处决了事。然而，孰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这声音加尔文熟稔于心，又切齿痛恨；这声音以横遭侮辱的人道之名，谴责加尔文该对谋杀米圭尔？塞尔维特负责任。这平静的声音便是来自卡斯特利奥；日内瓦独裁者的威胁从未将他吓倒，他依然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只为了拯救其他无数人的生命。
在精神领域的战争当中，最优秀的斗士绝不会激情洋溢，轻率开战，而势必沉吟再三，难以动手。因这些斗士往往喜爱和平，而他们打定主意，又往往颇为缓慢。直到穷尽妥协的一切可能，直到认识到诉诸武力在所难免，他们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强加的地位，重整旗鼓，防御敌人。然而正是那些最难下决心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在所有人当中却最为坚定不移。卡斯特利奥便是如此。他真正算是个人文主义者，绝不爱争强斗胜。他那宗教性情温和深切，更适于调和的方法。诚如他的精神先辈伊拉斯谟，他清楚真理具有多重的面貌，世俗的真理也罢，神圣的真理也罢，都无从避免；连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一五六三年写成但至今始告印行的著作，就冠以这样值得注意的书名：《De arte dubitandi（论怀疑术）》，也绝非偶然。卡斯特利奥不断省察自己，这让他避开了变成怀疑主义者；他谨慎行事，这叫他尽多考量旁人的意见，而非他自己的意见；他宁愿三缄其口，也不想过早介入绝不相干的争斗。为内心自由的缘故，他自愿放弃了高官显位，退隐出政治生活，宁可献身于精神领域里创造性的成就，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巴塞尔他找了个安静的栖身处，那城市称得上宗教自由的最后一块飞地。此处的大学里，还保存着伊拉斯谟的遗物；为这个缘故，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们纷纷逃来，好躲避那般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住着卡尔施塔特，他被路德从德国赶将出来；伯纳蒂诺？奥奇诺，罗马宗教法庭正在意大利搜捕着他；卡斯特利奥，他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驱逐出来；再加上列里乌斯？索里努斯，柯里乌斯？赛肯达斯？库里奥，以及再浸礼派的大卫？若里斯，这隐姓埋名的流亡者，给低地国家放逐出国。共同的命运，又同是遭受了迫害，促使这些流亡者们团结一心，尽管在宗教事务方面他们彼此绝不相同。然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并不需在教义的细枝末节上面达成共识，而后才谈得上建立友谊。那般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箝制过他们的精神，也束缚过他们的身体；既经与这些独裁者断绝了关系，他们便在巴塞尔宁静地隐居下来。这些人绝不向外界散发小册子，绝不办具有争议性的讲座，也绝不结党成派。是不幸将他们空前紧密地联结起来；独裁的权力，非但对人们的精神，也对他们的身体不断加强着淫威，这诚然该视之为一种不幸。借用日后反对任何教条恐怖的人得到的称号，他们是一些孤独的“抗议分子”，他们靠平和的博爱精神团结在了一起。
这些独立思想家，自然会将烧杀塞尔维特，以及加尔文气势汹汹替自己辩护的小册子，视为一次宣战。如此横蛮的挑战，令他们气愤，叫他们恐惧，他们抖擞起了精神。显然，这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应战，便意味着欧洲思想自由的寿终正寝。强权会君临于正义的头上。然而“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宗教改革已经将“良心自由”的大旗高揭于整个世界，怎么还能退化回“昔米莱人的黑暗”王国？难道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他们的见解与加尔文不同，便要以烈火和利剑斩尽杀绝？在这关键时刻，在效法商培尔的成千处柴堆尚未点燃之前，便朗朗宣示，那些在精神领域与当权者见解不同的人，绝不应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像强盗和杀人犯一样残酷处决——难道这不是极端必要？纵然已经来迟了一步，但这世界毕竟应该明确地晓得，不宽容绝非基督教的精神；而如若这种不宽容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手段，便绝非人道的行为。为保卫受迫害的人，为反对迫害他人的人，必须直言不讳才行。
必须清晰地朗朗讲话——然而这还可能么？有一些时代，真理纵然至为简明，至为透彻，却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方能抛头露面；那时最为人道神圣的思想，不能不像窃贼一般戴了面具，蒙了面纱，从后门走私出去，因前门有当局的捕快和雇佣兵士在把守。在历史上，这种荒唐的景象一再重演：煽惑人与人为敌，挑动信仰与信仰对抗，这样的行为受到容忍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一切平和的观念，却视为可疑的另类，必欲借口危及到什么宗教或社会团体，而横遭镇压。他们被打上“逃兵”的烙印，就仿佛因其人文主义的普遍倾向，他们会败坏了虔诚的激情，爱国的热忱。因此，在加尔文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同志们不敢公开宣示自己的观点。一个旨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次如他们计划的对于普遍人性的呼吁，恐怕刚一露头，就会被精神独裁的封锁手段扼杀掉。
因此，暴力必须回之以狡诈。一个名字，特为编造了出来——这名字唤做“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据说此人写了本新书。其实该书出自卡斯特利奥之手；扉页上写了假名字，和假的出版地点（实则在马德堡，而非巴塞尔）。这书的内容，表面上像篇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在呼吁，援救那些遭受迫害的无辜人士。该书仿佛颇有些学究气，一如博学的神学家跟旁的权威人士讨论问题：“论异端，他们是否应受迫害，应如何对待他们，援引许多博学的新老作者之观点予以说明。”诚然，只消把这书翻上几页，准相信它单单算上篇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书里找得见天主教大半最著名神父的观点——诸如圣奥古斯丁，圣克里索斯托，圣杰罗姆，他们的旁边便相安无事地摆着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跟塞巴斯蒂安？弗兰克，以及无党派人文主义者，诸如伊拉斯谟等人著作的选段。不用说，它单单是一部学术选集，摘引若干哲学家著作的法理及神学汇编，旨在帮助读者对这艰深的问题形成个公正无偏的观点。然而进一步考查便会发现，它所征引的惟有一面的观点，便是认为处决异端绝不适当的观点。这著作写得极其诚挚；它的狡诈，它惟一的恶意，只在于一端，便是在那般谴责对异端动用非常手段的权威人士当中，有个名字准叫加尔文暴跳如雷——那就是加尔文自己的名字。加尔文在自己也遭受迫害的时候，本来反对残酷使用烈火利剑；他这样的观点，也曾广为人知。加尔文本人，这杀害塞尔维特的凶手，竟在这样的文字里，给加尔文自己谴责成不合基督教义：“动用武力对待被逐出教会的人，不承认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权利，这绝不符合基督教义。”
然而赋予一部著作以价值的，在于它公然表达的内容，不在它隐而不见的意义。在致沃腾堡公爵的献辞当中，卡斯特利奥谈论得清晰透彻。这篇献辞的开篇和结尾，令到神学汇编超越于瞬息即逝的论战之上。虽则致公爵的献辞只有寥寥十几页，却首次要求，在欧洲思想自由拥有得到庇护的神圣权利。虽则他的文字仅是替异端讲话，这篇献辞却为日后所有因其政治或哲学独立精神遭受独裁者迫害的人们，做了生机勃勃的辩护。反对精神正义夙敌的斗争，反对企图镇压与自己党派不同意见的狭隘狂热分子的斗争，在此明确展开。一个观念，胜利地对抗那褊狭的思想；惟有这一个观念，能够在地球之上化解敌对——这便是宗教宽容的观念。
卡斯特利奥以心平气和的逻辑，清晰而无可辩驳地展开自己的论点。争论的问题在于，单因纯粹思想上的过犯，异端是否便应该迫害、处决。然而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卡斯特利奥诘问道：“在使用异端一词时，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对谁称之为异端，而不失其公正？卡斯特利奥答道：“我绝不相信，所有被名为异端的人，都是真正的异端。……今天，这名称已经变得何其荒谬绝伦，骇人听闻，且具备了辱骂的色彩，以至有谁要翦除私敌，会发现最便当的方法，就是把对手控为异端。旁人听到这骇人的名字，会吓得魂飞天外，避之不迭，对那些被指为异端的人，对胆敢替他们申辩的人，会盲目地大张挞伐。”
卡斯特利奥拒绝染上这样的迫害狂症。他清楚，每个时代都找得到一批倒霉的人，给集体仇恨充当出气筒。有时这出之于他们的宗教，另一些时候，则出之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的社会观与哲学观。便是这些弱势小群体，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潜在精力的标靶。口号，理由，可以各有不同；然而诽谤，蔑视，消灭——这些方法却是一成不变。如今作者宣称，一个理智的人，绝不应容许自己被这些诽谤所蒙蔽，也不应因群众本能的愤怒而丧失理性。他必得胸怀对均衡和正义的献身精神，一次又一次寻求公道。因此，就异端问题而言，“马蒂努斯？贝里乌斯”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除非他能够充分把握这词语的涵义。
那末，异端又是什么？卡斯特利奥一再返回这一问题。既然加尔文与其他审问官都宣称，《圣经》乃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法典，贝里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