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倒好了，我养的两只爱猫，母的kiki凶巴巴，张牙舞爪的；公的yoyo却没脾气，娟秀得很，景况似乎跟爸爸看待我和姐姐一模一样，可谓“惨痛的历史在下一代重演了”。我时常在逗弄yoyo时，便回想起爸爸生前的这种评语，而心生黯然，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真正好笑的是，尽管它们不真是我的一双子女，而是猫，但因为我自己有早年受苦的深刻经验，从不敢在kiki和yoyo跟前流露一丝“唉，你们要是彼此的个性对调就好了”的心思，便是担忧它们通灵性，恐怕因此感觉被感觉被否定、被嫌弃，也会像人一样受伤。
不去伤猫的心，我却还是忍不住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kiki和yoyo都和我住在一起，那你会爱谁多一点呢？”或者“假如两只都在吵，你会先抱谁？”
有一次一位好友提醒我：“爱不是这个样子，你为何一直都以为爱是被瓜分的？你爱kiki，并不会减少去爱yoyo，反之亦然。在你的想法里，好像爱就只能是那么大罢了，而且会被分割，变得越来越少。”
他一语惊醒迷糊人，经过细心检证，我发现他所言确实好比一锄下去，凿到了我人生观中摇晃得最厉害的那根地基桩，而追根究底，它的形成显然跟我父母早年对待我的方式有重大关连。
在人格长成的童年、青春期里，父母对子女明确表达的那份爱，往往是他们一生当中身心灵安定的基础。
然而我的爸妈，就像许许多多传统的父母，不善于表露内心的慈爱，反倒一味迷信“严格管教才是爱护子女”的古板教条，因为怕宠坏了我，所以不愿把好意、善意、正向、肯定的那一面朝我展示，而是以冷淡、训示代替热情、鼓励，终于日积月累，造就了我往后郁郁寡欢的人格。
在尚未觉察到自己的忧郁症之前，我对父母的管教方式顶多心底有怨言，却觉得逝者已矣，没什么大不了，但在深陷于忧郁症的折磨后，我才犀利地看穿了，他们早年对我的这一套父母经，竟然就像如来佛在念金箍咒，法力无边，逼得我即使长大成人了，都还会为此头痛、心痛，浑身不对劲，余毒袅袅。
罹患忧郁症的病人倘若细心去回溯，大概都不难发觉，小时候没有从父母那儿获得安全感的遗憾，影响了他们一辈子。那不只是幼年时不愉快的回忆而已，更是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既然结不了疤，就难保不会有留下一些“情绪的病毒”、“精神的细菌”，造成终生弱体质，受害匪浅。
从小没有被父母以正面态度嘉勉、鼓舞过的人，一旦长大了，会习惯性地“抄袭”父母的眼光来观看自身，觉得自己无论作出什么成就，心里都虚虚的。这种人对于爱的感受很不确定，虽然极度渴望被爱，却也老是有“我一定不值得人爱”的疑虑在自我折腾。
这样的小孩长大成人了，缺乏父母明确的爱作后盾，因此没有安全感，对于爱，便会养成一股奇异的哲学，就是“减去法”。他认为一个人的爱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计量，当分给心爱的人事物时，会越分越少，所以充满了终会枯竭的危机感、忧虑感，看什么事难免消极、悲观。
在心情坚定时，这种拿一把刀削来砍去的“减去法”还不至于作乱，可以像一只泼猴给镇压在大石头底下。但是万一遇到心情低落，亦即情绪的抵抗力差的时候，这只泼猴就会呲牙咧嘴发威，挣脱出来四下捣乱。
我记得以前在一家报社上班时，跟一位一级主管私下谈到他那组某位员工的薪水，我诧异地说：“哇，他领那么多呀，这样对其他人不会不公平吗？”
那位主管，也是我的好友，跟我无话不说，这时正色地回应；“你错了，不是他领的太多，而是其他人的薪水都过低。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帮其他同事争取调高待遇，而不是拉下这位员工的薪水，硬是跟其他人齐头式平等。”
我听了一愣，心想也对，比起其他大报的待遇，这里的员工作同样的差事，报酬的确短少了人家一截，他这一番话确实指出了整体问题的关键。
他既言之成理，但我为何不能也查知到这个真相呢？为何我总在看事物之际，情不自禁就会动用拉一干人下水的“减去法”，而不是提拔大伙鸡犬升天的“增色法”呢？
听他说完后，我内疚了好久，自责为什么这般小里小气，而不像他那样大人大量？
事后，我仔细去留意我那位同事主管的成长背景，查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他是家族里的长孙，从小被一堆长辈呵护，在家里又是老大，发言有一定的分量，这样的经验对他自然很有助益，因为有自信，所以乐于去分享与助人，他的性格是属于光明的，具有锦上添花、以及有雅量祝福他人的美德。
我很羡慕他有这种美德，更羡慕他有幸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使他生命的底子厚厚的，一生受用无穷。
反观自己因为被“减去法”的人生观笼罩，常会有提不起劲的轻微倦态。
记得读高中时，和几位同学到一位很疼爱我的导师家里吃饭，在餐桌上，她看见其中一位颇有福相的同学吃得狼吞虎咽，便很欣慰地说：“我最喜欢看人吃得津津有味，什么菜都很好吃的样子。”
我呢，则正好相反，是属于天生吃相端正又细致的人，从外观瞧，不管我吃的是何等美味，或许都会以为不太可口。
听见导师那么说，我的心一沉，顿时沮丧得要命，因为吃相是一种天性，作假不得，我无法为了讨好她而去硬拗，乔装出一副大块啖肉、大口喝酒的德性啊。她仿佛订下了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标准，叫我望洋兴叹，倍感挫折。
对于无辜被冤枉的事，我一生最痛恨，但这一回遇到的是导师，我也没辄了，只好委屈往肚子里吞。
导师是从事教育多年的资深人，桃李满天下，照理讲，看多了学生的千形百状，应该很了解这种人性才对。她可能言者无心，我却听者有意，觉得她八成是在挑剔我的嘴刁，从此心口凉凉的，鸣金收兵，采取撤退之道，避免再上她家吃饭了。
当我发现自己的吃相讨好不了导师，童年时代讨好不了父母的类似空虚感就跟着侵袭上来，心想：“我既然怎么都讨好不了，那就算了，拉倒了！”我因此马上向后转，黯然退场。
分析起来，像这些例子都是“减去法”的价值系统在我的体内作怪，习于这套模式的人，平常便不容易壮大、快乐起来，一到了忧郁症爆发后，就更惨了，如同掏空一个人性格的地基，造成自暴自弃。
因为当焦躁的情绪累积到燃点时，我擅长运用的那套“减去法”逻辑就会开始蒸发，搅拌一股黏搭搭的念头死劲地纠缠过来，推到极致，心里就会这么下结论：“那我大不了不要活了，不去跟忧郁症斗，自动退出，总可以吧？”
减去的观念，正是削弱、退让的意思，就像加减乘除四法之中的“…”，如果一直减下去，终究会减到零为止，所以随着忧郁症病毒的恶化侵蚀，慢慢演变成“全面归零的弃守状态”，我便满脑子想着干脆放弃算了，包括放弃生命、放弃奋斗、放弃一切！
一段没被父母足够肯定的早年经历，竟然威力这么大，逼迫我到了这把年纪，还在为此付出巨额代价，甚至差点赔上了生命，这真是天下父母始料未及的吧？而我的父母若是在天有灵的话，大概也要惨然禁声，大悲无语了。
我既然知道“减法”的人生观一直在作怪，让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那么我必须时时检视自己的想法、行为，不要给悲观有机可趁，要不断鼓励自己多用“加法”，学会祝福别人，为别人的好而高兴，停止在角落里自怜！
第二章认清死神的真面目（1）
从小时候起，我跟死神就开始有正面交手的经验，甚至可心说，我是被它老人家一路惊吓长大的。
念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清明节，爸爸牵着我的小手，前在台北市六张犁一带访友。走在人行道上时，远望有一座青山，缀着点点白斑似的土坟，我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每年的清明节人家都有得忙，我们家却不用去扫墓？
爸爸回答说，因为老家在大陆，祖坟不在这里，所以没有墓可扫。末了他还加上一句“以后等我死了，你们就可以来扫墓了啊。”
不知怎地，从那天起，他这句话就宛如一株韧性奇强的杂草，种在我的心田，变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陆续做一些奇怪的梦，梦见不是爸爸，就是妈妈死掉了。而只要这种失怙或失恃的状况一出现，我都会在梦中哭得像泪人儿，伤心到几乎要窒息了，就有几次因为哭到歇斯底里，换不顺气而憋醒过来。
那个时代，查阅历书以确定当日吉凶的风气十分普遍，似乎每个家里都有一本。我没事也喜欢从抽屉里搜出来翻一翻，算算看自己的命有“几两重”，以及读些论断命运的古文诗签。
我记得其中有两页，是根据你出生的时辰，来推算父母当中哪一位会先辞世。这种估算法无论准不准，一开头就把我吓坏了，不晓得当初是哪个缺德鬼想出来的（神经！这种事干嘛要让人预先知道啊），我每次翻农历书，看到这一页，就有脊梁发冷地跳过去，连眼睛也不敢稍作停留。
因为想到不管是爸爸或妈妈，谁先离我而去，我都受不了。
就这样，恶梦持续了一年多，我童年里最大的惊惧，终于揭晓了答案，是爸爸先走了。他在我刚升上初一那年的中秋节前夕病逝，而且命运作弄人，葬仪社为爸爸挑选下葬的地点，竟然那么巧，就位在当时我和他逛到六张犁所远望的那座青山，福州公墓。
他那时说的话也一语成谶，此后我果然年年来为他扫墓，清明节再也不得闲了。
爸爸走了之后，很奇怪，我的恶梦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期，我仍旧会作同样的梦，有时梦见爸爸死了，有时梦见妈妈死了，一样没有例外，平常在现实生活中绝少哭泣的我，在梦中却哭得气如游丝。
如果是梦见爸爸死了，哭醒过来，我顶多满心怅然，更添虚空，因为那已经是事实了；但若是梦见妈妈死了，往后的那几天里，我便会惊惶不已，害怕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除了富有人家葬在高级墓园外，台湾人一般的土葬，往往会将一座青翠的山峦啃得像恶心的癞痢头，说白一点，实在比乱葬岗好不到哪里去。
爸爸死后的前三年，因为是新坟，加上妈妈说她很希望能多来为爸爸的坟上香，跟他说说话，便时常领着姐姐和我，一家三口往这个葬得乱七八糟的大土堆钻，最密集时一个月要报到七八次。
我初中三年，最常作的户外运动就是这种变相的“登山活动”，在这条凄苦死寂、荒草蔓长的山路上，度过了本来应该最有活力的青少年时期。
在心底，其实我对爬那座乱葬岗极不舒坦，潮湿斑驳的墓碑、阴森黑白的死人照片、捡骨后胡乱丢弃的棺木盖、始终黏黏搭搭的霉味，在在让我对死亡烙下狰狞的印象，感到嫌恶压迫，充满无助与不安。
扫墓完毕，从辛亥隧道口走下山，沿着辛亥路一带都是葬仪社，我便时时看见有人出殡、披麻带孝办丧事，有时还会目睹刚捡起来的焦黑色骨骸，曝在一旁的马路边晾干，似乎触目所及都是死神的影影绰绰。
爸爸亡故后的第六年，妈妈在一场突发脑溢血中匆匆撒手人寰。我那时刚考上东海大学，长这么大以来，还是初次离家，住在一堆都是陌生人的宿舍，心头本来就揣着惶恐，某个周日早晨，接到打来学校转了又转的电话，姐姐说妈妈病倒了，噩耗有如落井下石，更叫我形同惊弓之鸟。
我急忙从台中赶回台北，但妈妈在加护病房里一直昏迷不醒，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我们都没能说上话。
这次由姐姐出面处理丧事，不知是谁的主张，反正妈妈的坟刚好位于与爸爸相同的那一座山，但在另一边，由不同的山路蜿蜒而上。那边的坟规划得稍微好一些，至少有砌出水泥阶梯，但同样散布浓厚的湿气与阴冷。
从此，我和姐姐每年扫墓就要跑两头，这一家子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在扫墓时，看到别的坟塚都是来了一堆人丁，就倍感孤单苍凉。
在我初一到高三的青春期中，也就是我人格成长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