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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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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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宫廷艺术的主要根据地,当然 

也是民间艺术活动的活跃之处。各地的戏班争相前往北京演出,都以能立足 

北京,赢得北京广大观众的喜爱为荣,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下面继续说。江 

南地区的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作为南方的商业和交通要地,不 

仅如前文所叙述的吸引了大批画家和工艺创作者,同样吸引了许多有名的演 

员。清代统治者对扬州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视,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六下江南, 

每次都路过扬州,当地官员与富商豪绅为“迎驾”而大事铺张,组织多种精 

彩的演出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这也成为扬州的戏曲表演日益繁荣的重要原 

因。与扬州相近的苏州,也不显落后。此外,安徽的徽州、湖北的武汉、陕 

西的西安,也是所在地区的民间演出活动特别集中的地方。广州的经济和文 

化地位当时处在不断上升中,它在其他艺术领域里的成就前面已经指出过, 

在舞台表演方面,它是各地戏班瞩目的新目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所 

立的“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上说,当时在广州演出的安徽戏班、湖南戏班和 

江西戏班共12个。乾隆五十六年的“碑记”则说,在广州的湖南、安徽和姑 

苏戏班超过35个。 

     在繁华城市里,剧场的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关于北京,清代已有人记载 

说那里有“戏庄”,是较高级的演出场所,为宫廷外上层社会所享用,又有 

 “戏园”,观众是老百姓。县乡地区的一些戏台也颇为壮观。例如河南省赊 

旗县 (今社旗县)的山陕会馆戏台,始建于嘉庆元年(1796年),竣工于道 

光元年(1821年),规模不逊于中等城市。当时一些绘画很形象地反映了别 

处的相似情形,如 《杭州西湖边演剧图》等。也有因陋就简的,如《潮州演 

戏图》所示,就是如此。 

     民间的表演艺术活动还有许多形式。当时盛行称作“走会”的游行表演 

是其中一种,常在正月十五灯节或其他大节日举行,节目有音乐、舞蹈、杂 

技和武术等,轮番出场。舞蹈中有秧歌舞、跑旱船舞、狮舞、龙舞,等等, 

带浓厚的中华特色。如加上少数民族的民间表现,就更是多姿多彩。 

     这里还需提到清代西乐在宫廷的演奏和在民间的传播。明末,西方传教 

士已把西乐介绍到中国。康熙和乾隆皇帝对西乐都很感兴趣。康熙在位时, 

宫廷编撰了音乐百科专著《律吕正义》,其中的《协均度曲》章专门介绍西 

方乐理。文中说“以其所讲声律节奏,覈之经史所载律吕宫调,实相表里, 

故取其条例形号,分配于阴阳二均、高低字谱,编集成图。”这是用汉语介 

绍西乐的第一部著作。提供其参考资料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在康熙三十八 

年(1699年)在宫廷里组建小型西乐团并任首席乐师,团员都是擅长音乐的 

其他传教士。徐日昇还为北京天主堂制造大管风琴。此后传教士们对这类事 

情屡有贡献。中国人由此开始认识五线谱、西乐唱名和西乐乐器等。虽然这 

是个渐进过程,包括《律吕正义》中的文章在内,中国人在理解和翻译方面 

还不尽准确,但总算是开了头。乾隆七年(1742年),传教士魏继晋和鲁仲 

贤合作乐曲和歌词16首,专供宫廷演奏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意 

大利耶稣会士组织了一出著名的喜歌剧的乐曲演奏,都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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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基督教教堂的不断增加,教堂内设置的乐器逐渐完善,教会歌曲逐 

渐流行,使西乐的影响不断扩大。 

     ②戏曲艺术的诸腔争雄与京剧的形成 

     在清代的宫廷和民间舞台上,演出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那些大本 

戏、小本戏或折子戏,在艺术分类上多数属于戏曲,而戏曲是音乐、舞蹈和 

戏剧的综合体,非常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除戏曲以外,当时还有各种 

曲艺节目,包括时调小曲、民歌、弹词和鼓词等,它们着重歌唱或叙说,配 

以伴奏或少量动作。另外,又有民间歌舞,在汉族中最著名的是花鼓舞和采 

茶舞等。在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舞、藏族的囊玛舞、南方少数民 

族的跳月舞和芦笙舞,也特别称著。器乐演奏相当兴盛,所用乐器主要有琵 

琶、三弦、筝和胡琴等。再有是杂耍或杂技等。以上多种艺术形式使当时的 

表演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象。 

     戏曲是其中的主流。中国的戏曲艺术,在西方看来,是戏剧因素较多的 

歌剧,或者是包含一定音乐和舞蹈因素的戏剧。关于戏曲的形成始于何时, 

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普遍认为在唐宋时期已逐渐成熟,宋代的杂剧是比较完 

整的形式,剧目达到二百多个。元代和明代是戏曲的黄金时代,除杂剧之外, 

又出现了新品种的传奇。从戏曲的音乐来说,当时有海盐腔、余姚腔、戈阳 

腔和昆山腔等重要的声腔系统。昆山腔,简称昆腔或昆曲,原来只流行于苏 

州一带,后来先后经昆山音乐家顾坚、魏良辅和梁伯龙等人的改良提高,熔 

南北曲于一炉,变得轻圆舒缓,清柔婉转,咬字发音很讲究,节奏上板式变 

化多样,十分动听,深受欢迎。昆腔自明中叶到清初,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家 

与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等。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昆腔戏班。接着,昆腔逐渐被捧为戏曲中的“雅”部, 

而其他腔种被视为“俗”部,即“花”部。清代统治者喜欢昆腔,像《忠义 

璇图》之类的大戏本全以昆腔演出。北京等地的主要民间舞台也被它统治了。 

     但是花部在各地的影响也在加强和扩大。花部中的高腔腔系由原有的戈 

阳腔派生而成,梆子腔系源于明代的西秦腔,皮黄腔系来自二黄腔和西皮腔 

的结合,等等,它们在不同的地区赢得大量观众,并演化成多种地方戏曲。 

 “花”“雅”对峙相争因而越加激烈。 

     18世纪后期,即乾隆统治的末叶,地方戏曲的发展到了恰似雨后春笋的 

程度。人们把这称为“乱弹”的勃起。地方戏曲多近三百个剧种,在南方主 

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贵州、云南 

和四川等,在北方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北京 

等。逐渐地,比起原已占统治地位的雅部昆腔剧种来,新兴的“乱弹”剧种 

在许多地方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们的内容,所用的方言及腔调,更贴近老 

百姓,更适应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欣赏习惯。据当时的记载,“长安之梨园…… 

所好惟秦声、罗、戈,厌听吴骚,歌闻昆曲,辄哄然散去。”当然,这只是 

一处文字,未可以一概全。但昆腔开始衰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接着就连在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中心的所在地北京,昆腔也终于没 

能抵挡住花部与它争雄的进军。清初以来,戈阳腔已经日益受北京人欢迎, 

在乾隆年间它已呈现压倒昆腔的优势。这时,清宫从戈阳腔分化出一种新的 

 “御用”声腔,与昆腔一起用来编撰新的大本戏剧目,这说明朝廷已不得不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独尊昆腔的态度,虽然保守势力仍然十分顽固。 

     接着,秦腔也到北京来比试高低。四川秦腔名艺魏长生自乾隆四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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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年)在那里亮相以后,秦腔就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北京人把戈阳腔称 

为“京腔”。这时京、秦出现相互交流的势头。不料清廷为了继续扶持昆腔, 

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明令禁演秦腔。魏长生被迫南下扬州和苏州,谁 

知反而唱红,使秦腔的影响更大,而昆腔的声誉进一步倒退。 

     诸腔争雄,即艺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局并未就此了断。乾 

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八十大寿,诏令安徽的“三庆”、“四喜”、 

 “春台”与“和春”等四个戏班进京配合宫廷专门班子同演共庆(另有一说 

是浙江盐政官员和富商送戏祝寿,派遣“三庆”班上京),于是再次掀开花 

部诸腔入京竞争的序幕。 

     安徽各戏班,简称“徽班”,主要唱二黄和西皮,即皮黄腔。皮黄腔虽 

是当时的五大声腔系统之一,但其中的二黄原是由戈阳腔转变成的四平腔和 

湖北黄州一带的民歌相结合的产物,西皮的渊源也在秦腔,后来流入湖北再 

发展而成,所以皮黄腔先天优越,包含多种良好因素,基础胜于另外四大声 

腔系统。二黄和西皮以其高亢爽朗、节奏分明、唱词通俗,等等,很快就争 

取到大量观众。虽然清宫保守势力再次作梗,又对皮黄腔发了禁令,但不再 

奏效。再说,徽班其实并不只是唱二黄和西皮。他们了解到北京众多的观众 

中,口味不尽一致,于是在上演的剧目上包括了其他声腔的节目,由从其他 

戏班招聘来的演员演出,另一方面主动研究各种声腔的特点,力争吸取各家 

之所长,使自己更丰满,也避开自己之所短,更得到观众的认同。 

     这样,从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开始,皮黄腔就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特 

别是自1827年它们完全转变为宫廷外的戏班起,演化和改革的进度加快了, 

终于变得与往昔既有联系,但又大不一样。人们把这逐渐形成的戏曲新剧种 

称为“皮黄剧”,也即后来获得共同承认的京剧。1840年,正是本书所说的 

近代中期中国史的终止的一年,可以算作京剧正式诞生的一年。京剧第一代 

著名的演员是程长庚、余三胜和张二奎等。程长庚(1811—1879年)刚好是 

在1840年由皖入京,担任“三庆”班班主,并总领四大徽班。有人把他视为 

京剧的开山祖师,实际上他是立大功者之一。 

     京剧后来发展为我国最大的戏曲剧种,在世界舞台艺术中是风格独特的 

瑰宝,也是枝叶丰满的艺林巨木。关于它的许多具体特点及表演成就,这里 

就从略了。但无论如何应强调地指出,它的形成是清代在18世纪末到19世 

纪中期约五十年间的重大艺术收获。 



                          2。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1)建筑、工艺和雕塑 

     ①建筑:城郭、宫殿、寺院和民居 

     1615年,日本德川幕府在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自杀以后,终于实现 

了称霸的野心,确立了统治全国的新体制,一直延续到1867年止,长达两个 

半世纪。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江户,因此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江户时代。这 

与世界范围内,尤其与亚洲范围内的近代中期大致相当。日本史学家中有人 

评价德川家族的施政方针大体上是得当的。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促成了 

当时的具有市民文化特征的艺术的繁荣。 

     在建筑方面,早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程,在许多地方 

建筑城郭和宫殿,佛教寺院也大兴士木。德川幕府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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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郭建筑上主要集中力量重建大阪城和扩建江户城。德川家族的第三代将军 

德川家光在1622年已经重建江户城的基础上又于1637年再行扩建,建起五 

层的天主阁,还挖掘了外城濠。但德川家光最有名的建筑业迹是修建了日光 

庙,即现存的日光东照宫,用于给德川幕府的奠基者德川家康祭灵,为此投 

入大量劳力,耗资白银56万8千两。在结构上,日光庙把日本传统的神社和 

寺院形式结合起来,平面呈工字形;众殿堂和回廊的内部装饰都异常华丽, 

绘画和雕刻云集;在外部是前面开辟了广场,广场上有经堂和钟楼等;整座 

建筑最深处树立了宝塔形的墓标。后来祭祀德川秀忠的东京台德院庙和祭祀 

德川家光的日光大猷院庙,都采用同样的式样。 

     宫廷贵族建筑的代表是著名的桂离宫,建于1620—1662年间,是当时智 

仁亲王及他的儿子智忠亲王的别墅,主体由在不同年代建成的三座书院—— 

古书院、中书院和新书院并列组合,庭园里有散落在水池畔的松琴亭、笑意 

轩和月波楼,不仅是品茶的地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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