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页。，其处境可想而知。但他还给圣祖上奏疏，陈述困难情况，请示圣祖“恩赐”银两，以活其部民《清圣祖实录》，卷149，23页。。此事是在会盟前提出来的，圣祖慨然应允，赏给千两白银，不久，又将扣留在归化城的商队1000余人归还给他。《清圣祖实录》，卷156，13页。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圣祖给噶尔丹发去一道敕书，向他陈说利害，促其认清形势，“如决计入降，益从优抚养，断不至失所。”在此之前，圣祖还给达赖喇嘛写去一封信，要他做噶尔丹的工作，劝他回归清朝。《清圣祖实录》，卷150，11~12页。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圣祖又向噶尔丹发出敕书，要求同他举行“会阅”，一切问题都可“面议”《清圣祖实录》，卷163，22页。……但噶尔丹阳奉阴违，对圣祖的一系列建议和友好的表示，置之不理，暗中仍在进行军事准备，幻想灭亡清朝。据他的亲信丹巴哈什哈披露：他曾说，将约同青海诸台吉及沙俄与他同攻中国。又暗中鼓动“回子”助他，“计得中国后立回子为中国主，彼（指噶尔丹）则取其赋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7，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噶尔丹不顾圣祖的苦苦劝告，仍然抱着灭亡清朝的政治野心，继续同沙俄勾结，双方使节频繁往来，密商合作事宜（中译本）沙斯季娜（前苏）：《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四章，162~165页。；散布他的反清书札，煽动叛乱；在蒙古草原到处流窜，继续侵掠喀尔喀，远至科尔沁部；派遣奸细，刺探清朝军情《清圣祖实录》，卷163，16~17页。。更为严重的是，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在哈密，噶尔丹派500余人将朝廷派去联络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马迪及其随从人员、连同他们的马、驼及行李抢掠一空……《清圣祖实录》，卷156，12~13页。
圣祖看到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其志在与清朝对立，“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域一日不靖。”《清圣祖实录》，卷169，4页。圣祖遂决策征剿。噶尔丹统率其部民来去不定，居无定所，故不易捕捉其行踪。经多方侦察，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终于得到可靠消息：噶尔丹流窜到巴颜乌兰地方（克鲁伦河的源头）屯聚过冬。圣祖抓住这一时机，虽说已到严冬，仍决定三路进兵：
东一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东北三省兵，共6000人，加上厮役共1．2万人，担负迎击、阻其进兵的任务；
西一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统率归化与宁夏兵，计满汉官兵及厮役共计24 260余人，堵其归路；
中路为主力，由圣祖亲自统率，合官兵厮役，共计32 970人。
三路大军，加上预备军队，共动用十余万，火器大炮等尤其充足。圣祖意图，接受前次噶尔丹于乌兰布通溜走的教训，此举务期歼灭！“此寇一殄，则边尘荡涤，疆圉辑宁。内安外攘，实在此举。”《清圣祖实录》，卷171，10页。
经过数月的周密筹划和准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三十日，圣祖率中路大军自京师出征；西路军之一部孙思克所率一万兵马亦先于二月二十二日自宁夏起行，另一部由费扬古统领于二月十八日自归化城出征。《清圣祖实录》，卷171，4、19、22页。萨布素所率东路兵则迟于四月初六日起程。《清圣祖实录》，卷172，5页。
三路大军“皆赴瀚海而北，约期夹攻。”《圣武记》，卷3，118页。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9）
圣祖率中路军先期逼近克鲁伦河。噶尔丹已成惊弓之鸟，突见清军自天而降，不禁大惊，连夜拔帐而逃，狂奔五昼夜，不意于五月十三日与西路军相遇于昭莫多（蒙语，“大树林”之意），今乌兰巴托南之宗莫德。噶尔丹尚有万余兵马，作困兽之斗，与清军展开一场血战。费扬古统率清军激战一日夜，至天亮结束战斗，“斩数千级，降三千，获马驼、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其妃阿奴被鸟枪击毙。噶尔丹仅率数骑又一次逃脱。《圣武记》，卷3，120页；又见《清圣祖实录》，卷173，26~27页；《东华录》，卷17，278页。参酌三种记载，个别略有差异。
六月，圣祖驾还京师，此役结束。
噶尔丹经昭莫多决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惨境，无处可归：伊犁旧部尽为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并，自阿尔泰以西皆非己有。因连年同清军争夺，精锐丧亡，牲畜皆尽；回部、青海、哈萨克皆叛他而去。所以，此当惨败之后，西归伊犁不得，不为其侄所容；欲南投西藏，以路遥难至；欲北投沙俄，而沙俄拒而不受；听说翁金河有清军余粮运回宁夏，遣兵劫掠，又被清军夹击而败；欲再掠喀尔喀，听说有戒备，亦不敢进犯；遣使入藏，也被清军俘获。《圣武记》，卷3，120~121页。现存兵不过千余人。《东华录》，卷17，279页。至九月，“四向已无去路，目下掘草根为食。”《清圣祖实录》，卷176，12页。
圣祖又向噶尔丹发出招降的谕旨，但他执迷不悟，不肯服输。圣祖认定：“此贼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清圣祖实录》，卷173，29页。圣祖返回京师后，给策妄阿拉布坦发去一道敕谕，明确地表明态度：“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以安厄鲁特蒙古之生。”受尽噶尔丹欺骗、反复无常，且历经远征之苦的圣祖，对他表示出内心的厌恶和痛恨，是理所当然的。他指使策妄擒拿噶尔丹来献，如“杀之，则以其首来。”《清圣祖实录》，卷175，16页。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圣祖再次举行亲征，经归化城至宁夏。此行巡视边塞，主要是侦察噶尔丹去向，部署兵力堵截擒拿，但仍期待噶尔丹来降，约定以70天为期，逾期即发兵征讨。《清圣祖实录》，卷178，12页。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圣祖久盼噶尔丹归降，杳无回音，便再率精锐出塞亲征。命马思哈、费扬古两路进兵。此次为追拿“穷寇”，无须多用兵，计两路不过5000多人。大军迅速深入，噶尔丹余部纷纷出降，他的亲信也望风归清，其子塞卜腾巴珠也被回人擒于哈密；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设伏于阿尔泰山以待噶尔丹。至三月，噶尔丹自知“人畔（叛）天亡”，四面楚歌，“日夕必就俘”，遂饮毒药而死。《圣武记》，卷3，121页。横行草原数十年的一代枭雄——噶尔丹，就以此悲惨的结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梦想——重建大蒙古国，也随着他的死而带到天国去了；他当年创造的辉煌，曾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笼罩着千里草原！随着他的不断失败，乃至败亡，顿时消失了一切光彩，只在史册上留下一丝痕迹而已。
清朝以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以全胜而告终。多少年来，草原动乱不已，攻杀掠夺无宁日，至此，总算又恢复了宁静，蒙古牧民重新过上安宁的生活。
噶尔丹之失败，其势必然。还在明代时，蒙古横行长城内外，与明势均力敌，明难以统一。但清进关后，重新统一天下，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当清朝站稳了脚跟，政权得到巩固，特别是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清朝空前强大，长城内外的一统之局进一步形成。在这种形势下，噶尔丹欲自立于北疆，既为清朝一统天下所不容，也有悖于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噶尔丹以暴力征伐同族，肆行掠夺，亦遭蒙古诸部的反抗。而且诸蒙古都在走向清朝的统一，倾心于满族贵族，惟独噶尔丹自行其是，且有问鼎中原之志，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趋势来考察，噶尔丹所为，不能不是对中国的分裂，实属倒行逆施。他自始至终同沙俄勾结，这就远远超出了中国内部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集团之争，而成为叛国的罪人。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问题，噶尔丹其人及其“事业”都应予否定！他给草原人民特别是喀尔喀三部百万之众所造成的灾难是不能原谅的。他之分裂，因时代变了，是行不通的；又遇到了勃勃生气的强大的对手——圣祖和他的名臣宿将，尽管噶尔丹计谋周全，智慧高超，终竟不是圣祖的对手。这大概都是噶尔丹的不幸吧！
清朝之胜利，自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适应了人民希望安定的愿望，平息噶尔丹之乱是得民心之举。圣祖对蒙古的政策很宽松，很优待，不以武力和军事实力相威胁，而动之以情，待以诚恳，就是对噶尔丹的分裂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予以争取，在忍到极限而不能忍时，才毅然出兵征剿。这一政策，赢得了蒙古各部上层及下属的拥护，打击了顽固派，争取了中间派，而原先投靠朝廷者更忠心地为之效力。所以清朝的胜利有其必然性，当然，也是其主观努力与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
第三部分修德中外一家（1）
到康熙三十六年，清朝平息噶尔丹叛乱，清军入关已经54年了（1644—1697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岁月里，清朝都做了哪些事情？都达到了什么目标？应该如何估价她所取得的成就？在五十余年后的此时，该给她做一次总结，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清朝，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
以往，我们阐述清朝的历史，举凡清朝所做的，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逐一开列出来，给予了某种肯定，但说到底，还是说她进关重建封建统治，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质言之，就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认识，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国情，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只看到清朝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新一代王朝统治，与历代没什么两样。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差，就从这个问题产生出来，不可不分辨清楚。
总结清朝五十余年的奋斗，以圣祖平息噶尔丹叛乱、多伦会盟为标志，解决了北部蒙古问题，把顺治朝的统一事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圣祖撤长城之防，为两千年一巨变，基本实现了长城内外大一统，变中外为一家。这是继承历代大一统思想的一次飞跃，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如上卷已详述，清朝承明末大乱，面临着分裂与统一的历史选择。南明政权极端腐败，农民起义军无所作为，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重新归于一统。但是，台湾郑氏政权尚游离于清朝的统一之外，北部蒙古虽按时朝贡，清朝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漠北蒙古的完全统治的问题，而康熙十二年爆发的吴三桂武装动乱，则证明清朝入关以来所建立的统一，既不完整，也不巩固。圣祖不得不再次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八年后，乘战胜三藩之余烈，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向台湾发起总攻，迫使郑氏政权第三代传人郑克向清朝投降。表面上的新的统一，很快又被沙俄入侵东北，噶尔丹分裂西北所打破。清朝又花了十余年的时间，驱逐了入侵者，平息了叛乱，内地与边疆重获安宁，清朝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至此，持续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军事斗争，才出现了天下大一统的新局面。
中国大一统的体制，创建于秦王朝。其后，两千年间，尽管历代嬗变更迭频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中，群雄割据、分裂，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造成纷乱经常发生，短则几十年、上百年，长则数百年，但总是归为一统。清朝的统一，再次证明大一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我们从中国历史发展中，得出一个结论：历代能否实现大一统，关键就看它们是否有效地控制东北、西北和北部的“三北”地区。把它牢固地置于中央政权的统一政令之下。中国历代所谓“边患”，皆起自“三北”地区。这一延袤万余里的辽阔土地，历来是游牧与射猎民族生息活动的广阔舞台。他们以精湛的骑射长技，尚武的民族精神，耐饥渴善奔驰的特质，常使农业地区的民族——广大汉人感到恐惧。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对财富追求的欲望，驱使他们不断挥戈南下，劫掠汉人的财富和人口。在这些游牧民族或以射猎为生的民族看来，“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更荣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160页。在长达千百年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战争绵延不绝，确实给农业民族造成严重威胁和数不清的损失。当然，汉人所建的中央王朝为其自身的利益，也常以重兵出塞，发动反击或掠夺性的战争，同样给游牧等少数民族带来灾难。因此，历代二十六史中充满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