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为“参加追悼会的名人”），孩提时就过着孤苦伶仃生活的孤儿，经过几十年奋斗而一举摘取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的第二个亚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他就是一位赤脚攀登“金字塔”的顽强拼搏者。
川端康成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始于六十年代初，而当时日本的另一位作家谷崎润一郎是1958年由美国作家赛珍珠推荐的。但他于1965年去世，失去了与川端康成抗衡的机会。一位日本学者说：“自从谷崎润一郎死后，川端成是唯一资格在斯德哥尔摩代表日本文学的作家。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当时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那年，是由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为候选人的。参加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竞争的人数总共只有十三人，提供给瑞典文学院讨论的几份研究报告，对川端康成的作品极为推崇，称他“在刻划女性最细腻的气质方面有独到的才华。同时在描绘日本四季景色方面也具有非凡的才能”。
川端康成获奖后，日本国内欣喜若狂。不仅新闻界大量报道这件事，而且裕仁天皇通过宫廷的一位高级官员以及佐腾首相亲自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川端康成 1899年生于日本大阪一个医生家庭，死于1972年4月16日。他从中学时代起就酷爱文学，熟读《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作品，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日本文学，与一群文学青年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并在大作家菊池宽的支持下，打击了唯美主义的旗号，逐渐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感觉派”。以“艺术至上”、“艺术唯美”为口号模仿欧美“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强调捕捉瞬息间的纤细感觉，追求感官上的静止的“美”，他一生共创作了一百余篇小说作品。他的代表作《雪国》描写了一个中年舞蹈艺术家追求一位艺妓，但当艺妓深深地爱上他时，他却根本不打算同她结婚，这位舞蹈艺术家为了追求刹那间的颓废感觉，竟会奔波于雪地之中达数年之久。《伊豆的歌女》是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从小说细腻铺叙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刻划中，不难体会到作品主人公和十四岁的江湖艺人熏子之间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他还创作了《山之音》（1949—1954）、《千只鹤》、（1951）、《古都》（1962）等作品。
川端康成曾任国际笔会副主席、日本笔会会长。他除获诺贝尔文学奖外，在国内外还获得过多种奖：如“艺术院奖”，日本政府的文化勋章，西德政府“歌德金牌”，法国政府的“文化艺术勋章”等。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见日本和外国记者时说：“我很幸运，我之所以能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其次归功于我的作品的翻译者”。当然，也与他本人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分不开的。
怕出名的“隐士”
——1969年获奖者：［爱尔兰］撒姆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文人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当爱尔兰荒诞派戏剧作家撒姆尔·贝克特风闻自己获得 196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竟做了一个“荒诞”的举止，马上躲到乡村的一个小山庄里去了，那个小山庄正好遇上山洪暴发，他几乎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
但那些机灵的新闻记者们还是在那个小山庄里找到了他，并不断地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最关心的是这位怕出名、怕为盛名所累的“隐士”，会不会接受使他大大出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经过几天的思考，这位“身不由已”的获奖人在政界人物的劝导下答复瑞典学院：他同意接受此项奖，由于健康的缘故，他无法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文艺界人士颇为热烈地祝贺这位“满心不情愿”的得奖人，只有他的祖国爱尔兰愠怒异常，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她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祖国的盖尔语而去使用两种外国文字——英文和法文。贝克特本人没有参加授奖典礼，也反对爱尔兰大使代他领取，他委托了自己的出版商代表他本人出席庆典活动，并代他领取了奖状和面值额达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贝克特首度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是在1957年，是一位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教授推荐的。瑞典文学院接到推荐书后，便开始着手贝克特作品的研究工作，那时候，贝克特已经写出了他的重要剧作《等待果陀》，两篇研究报告尽管对贝克特的这个名剧作称赞备至，将它誉为第一流的作品，“结构上严谨得无懈可击”，但他们认为仅凭这一部作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免显得薄弱了一点。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在一百零三名候选人中，有几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英国诗人奥登、法国诗人马尔罗等。在法国的文学界，人们都几乎一致断言，马尔罗肯定会获奖，因为他这一年已不再在政府部门中担任任何职务，而且在法国文学界声望较高，但瑞典文学院没看中他，他们更喜爱另一位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认为贝克特完全具备了获奖的资格。
贝克特于1906年4月13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学生时代游历巴黎，与侨居巴黎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还当过他的秘书。1927年，贝克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英文讲师。1932年以后，贝克特漫游欧洲，并为先锋派杂志撰稿，后来因对爱尔兰的“神权政体”不满，于1938年去法国巴黎定居。贝克特是一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人生的凄凉。荒诞的世界上是多么短暂而没有意义。他本人性格孤癖，平时和妻子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不见任何人，来往的也是寥寥无几的出版商。1953年，他的剧本《等待弋多》的演出，使他成为著名作家，但他仍过着隐居生活。之后，他还写不少“荒诞派”剧作；如《最后一局》 （1957）、哑剧》（1957）、 《最后盘录音带》（1958）、《啊，美好的日子》（1961）、《卡斯康多》（1963）和《喜剧》（1964）等。这些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荒诞派”代表之作的烙印。
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
受歧视和冷漠的中彩者
——1970年获奖者：［苏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最近几个礼拜里，我国舆论界对我获奖的敌对态度及表现（看过我著作的人们从各机构被开除），使我深信如果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我的后路将被切断，也就是说，我将无法回到我的祖国。”
这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通过外交途径写给瑞典文学院信中的一段话。由此足以可见这位冷漠的中彩者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处境十分狼狈，他原在打给瑞典学院的电话中说过，他个人愿意接受这份奖金，并打算亲临斯德哥尔摩。但事实上，他没能出席那次授奖仪式。他在1974年2月13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他的那份奖金也是在他驱逐苏联后补发的。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的作品中的道德力量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按照惯例，每年度的获奖者都要有熟悉该作家的专家提出其作品和人的有关研究报告，以供瑞典文学院讨论。可是，1970年度的索尔仁尼琴的研究报告却意外地取消了。这也许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建立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同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同年应征入伍。1942年毕业于炮兵学校，后来但任炮兵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获过两次勋章。苏德战争期间，他给朋友写信攻击斯大林，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1942年5月，他所在部队进驻东普鲁士时，被苏联专政机关逮捕，被监禁了8年，刑满后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1957年索氏被“恢复名誉”，在一所中学教书，继续从事文艺创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作者八年劳改生活的体验。赫鲁晓夫读后，亲自下令将这部小说发表在全苏作协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是一位集体农庄的庄员，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上了前线，在战场上被德寇捕获，后又逃回部队。但部队对他并不象以往那么信任，要他供认叛节行为。他为了活命，承认是系敌方派遣，成了德国间谍，由此被判刑十年，送入特别劳改营。小说将主人公在劳改营中所受的凌辱、虐待和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集中在一天描写。文艺界吹捧这部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在表现民族性格方面的艺术力量”。次年，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作协会员。索氏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 （1963）、《玛特辽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垮台，索氏公开咒骂社会主义制作的作品已不符合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政治要求。他的那些遣责苏联劳改营的小说不能发表了。如描写劳改营“不人道”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描写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只好在西欧发表。《癌病房》在国内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而《第一卷》的手稿则被克格勃抄走。1969年11月，索氏被苏联作协开除。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全书长达1800多页，这部特写性兼带自传体的小说，除了叙述作者个人经历外还引用了上百人的报告、回忆、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大量资料。小说分三卷，1974年2月12日，小说出版到第二卷，索尔仁尼琴就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1974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只顾攀登莫问高
——1971年获奖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
对于享有世界盛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早在他的老师——智利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奖时就向往已久了。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凭着“只顾攀登莫问高”的精神，终于为智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性殊荣，使师生名字相继写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史中而在智利传为佳话。
瑞典文学院授予聂鲁达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早在1956年就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时阿根廷的著名诗人、小说家悖尔赫斯也被推荐。悖尔赫斯曾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全国作协主席等职，他一宜是一位与聂鲁达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对手。1971年10月21日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对聂鲁达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诗作给了充分的肯定。聂鲁达获奖的消息传到智利、秘鲁等国，引起了南美洲人民的热烈欢呼。智利总理阿连德打去了祝贺的电话。智利首都的一些报纸这样报道说：“聂鲁达确实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聂鲁达出席了该年的颁奖仪式。在他的受奖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人不是神，也并不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具有任何优越或神秘的命运。我曾说过，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带给我们面包的人，是从不认为自己是“神”的卖面包的人，他的义务就是做动人而谦虚的工作——把面和好，放在锅炉里，然后把烤好的面包交给人们”。
聂鲁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十九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霞光》。二十岁时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他在特姆克国立高级中学的教师米斯特拉尔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聂鲁达曾就读于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大学毕业后先后被派往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国任外交领事、总领事和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当得知他的老师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