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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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第1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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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四)从文化面貌看,二里头文化中包含的反映阶级压迫、国家机
器以及青铜器出现等情况,都与文献中所记夏代史实相符。因此,它是夏代
文化无疑。
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代文化,二里头文化
三、四期属商代文化。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安金槐的《豫
西夏代文化初深》(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第2 期)对此进行了论证: 
(一)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器形制和纹饰特征看,与河南龙山文
化晚期有承袭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故为夏代文化。(二)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土的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期陶器
的情况基本类同。再者其夯土台基亦与之有着紧密相接的先后关系;另外, 
《汉书·地理志》中有“汤居毫”在偃师之说。因此,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属早商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是商代文化。1959 年夏,徐旭生在《豫西调查
“夏墟”的初步报告》(见《考古》1959 年第11 期)中就定二里头文化为
“商代早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商周考古》认为,二里头文化与早商文
化有着渊源关系,特别是晚期的陶器与商文化非常接近,如圜底器盛行等。
大口尊、盆等器物与早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已很难区分。从青铜器的使用、墓

葬材料反映阶级对立和宫殿建筑的出现,都可见两者有着承继关系。因此, 
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是夏代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孙华的《关
于二里头文化》(见《考古》1980 年第6 期)就持此说。其理由是:(一)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一万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夏代后期遗存,它的废弃应
与商灭夏事件有关,压在宫殿台基上的第四期遗存,可能是商人灭夏后的遗
存。(二)在二里头第四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并成为该期
的主流,有许多特点已表现在二里岗商文化中,这种文化面貌的相似,反映
了两者文化性质的一致。(三)二里头一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说明一至三期均
在夏纪年内,应是夏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商文化年代相近,应是早商
文化。根据二里头遗址中出现的宫殿基址,结合古文献中关于夏都的记载, 
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都平阳,而非汤都西毫。
以上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到二里头文
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论
证的方法也有差异。由此可见,强调运用考古手段去探索夏代文化是完全必
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夏代历史的研究,而且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
奴隶社会的形成等问题,对于理解马列主义国家学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探索夏
文化问题无疑地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问题。尽管目前确切地判明二里头文
化遗址的时代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它只是一座刚刚打开的迷宫。但是,随着
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上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深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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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肢葬是一种什么葬仪? 
屈肢葬相对直肢葬而言,指的是人死之后尸体所摆放的形式。它是中国
文化史特别是中国墓葬制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但是,关于它的渊源、流行
时间和地区、表现意义等等的解释又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解放以来在陕西和甘肃特别是陕甘交界地区发掘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墓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占70%,直肢葬占12%,葬式不
清者有18%。据此,或以为这种直肢葬与屈肢葬并行的葬仪是秦国特有的文
化现象,直肢葬者为秦宗室贵族,屈肢葬者为殉葬的奴隶。确实,秦国殉葬
的风气特别盛行,《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
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 
但根据文献尚不能直接证明秦国的殉葬一律采用屈肢葬仪。
而且,屈肢葬并非仅流行于秦国,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有蹲坐、仰屈、
侧屈等葬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店文化的屈肢葬与春秋时代秦国的屈肢葬
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辛店文化姬家川遗址M2,有一屈肢葬者,其足根已靠
近臀部,屈度特甚。在齐家文化永靖大何庄遗址中的屈肢葬也与辛店文化和
春秋秦文化的表现相同,下肢向上弯曲紧贴胸前。在洛阳中州路和郑州二里
岗的东周墓中,屈肢葬也占有绝对的多数。更有趣的是,在甘肃永靖秦魏齐
家文化男女合葬墓中,还发现女性依偎男性身旁,采用屈肢葬仪。
不仅如此,在台湾土著诸族,甚至在苏联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

伯河下游的草原上,也流行一种屈肢葬,而且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000 年或前
3000 年的后半期。看来,屈肢葬并非中国特产,而是流行于世界部分地区的
文化现象。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屈肢葬是自发产生的,还是受外来文
化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的屈肢葬包括仰韶期的与战国时代的,当是受外
来风俗的影响,它的出现与发达很有受南俄方面影响的可能。这个解释或许
有道理,因为对文化发展来说,传播的作用确实要比独立发明大得多。可是
在严重缺乏物证时,我们宁可取各自独立发明的说法,或者用“趋同作用” 
来解释。
另一种解释直率地主张,屈肢葬俗无疑应属于秦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理
由是:春秋战国秦墓与西周墓或中原地区东周墓在葬俗上差异很大。秦墓中
流行蜷曲特甚的西首葬俗,西周墓中流行直肢北首葬俗,中原地区东周墓中
葬俗比较复杂,春秋时代直肢葬较多,屈肢葬较少,战国时则屈肢葬数量上
有所增加,但像关中秦墓中蜷曲特甚的则很少。这种意见对于理解秦文化是
有帮助的,然而,遗憾的是仍不足以说明中国广大地区乃至世界部分地区屈
肢葬之间的相互关系。
除上述之外,关于屈肢葬意义的猜测向来也为这方面的学者所感兴趣, 
且分歧也最大。一种意见认为屈肢葬是希图在墓地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力, 
使尸体屈肢则所占的墓圹便可缩小。另一种猜测以为屈肢合乎休息或睡眠的
自然姿态。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也有这种记载: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普米族的葬
俗就是将尸体捆缚成蹲坐状放置屋门侧边,围绕尸体垒成圆拱状并用泥巴涂
抹起来以防臭气四溢,在墓顶插入一根圆竹,顶端通往屋顶以外,使臭气顺
着竹筒向屋外消散,侍尸体腐烂后,始将遗骨埋葬。这表明生者希望死者能
像生前一样,采取屈肢这种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第三种猜测是从宗
教学观点出发,认为生者将死者用绳索捆绑起来,是为了阻止死者灵魂出走, 
向生人作祟。第四种意见认为古人可能根据对暴死、难产而死或其他死于非
命现象的观察,觉得屈肢的姿态像胎儿在胎胞内的样子,象征着人死后又回
到他们所生的胎胞里面去。
对于上述4 种解释,或以为纯属臆断,特别是第四种说法完全是把现代
解剖学对胎儿姿态的观察与古代的屈肢葬硬扯在一起,古代的医学水平显然
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有的虽然主张屈肢葬特别是秦国的屈肢葬只能是殉葬
奴隶的葬仪,但又感到这种解释并不能对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屈肢葬“都
给以合理的说明”。
古人已逝,不能起而复生。屈肢葬的真相只能任凭后来诸君施展想像的
翅膀来揭开了。
(勇木) 
悬棺葬是怎么一回事? 
人总有一死,尸体总要处理。你知道我国古往今来有几种葬法?也许你
知道有土葬、火葬、还可能知道有水葬、鸟葬、兽葬,然而,你可曾知道还
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葬法——悬棺葬吗? 
“悬棺葬”就是利用木桩或天然岩缝把棺木悬置在悬崖峭壁之上,或者
把棺木放在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之中的一种葬法。悬棺的形制主要有船形

的和长方形的两种。
据统计,我国南方广大地区都有悬棺葬的习俗,时间包括从商周到明清
两千多年。悬棺葬作为一种古代文化遗存,无疑对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
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各民族所处历史阶段、社会物质生活、
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等各种珍贵材料。
但是,千仞绝壁上的悬棺真是使人难以想像啊!古人是怎么把它们放置
上去的?试想这一定需要难度很大的高空运送和营造技术,这个问题直到今
天我们仍然无法弄清楚。传统的说法认为,南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大多数长
期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从悬棺葬技术和悬棺的随葬品来看,其物质生产力水
平超过了中原地区民族在氏族部落时期的水平。这些民族是否已经跨出了氏
族部落阶段的大门,从物质生产力水平上看似乎可以肯定了,但是,这些民
族的社会结构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它们跨入了国家的大门。这或许是一种不
平衡,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些民族的社会结构还缺乏
深入的了解。
置棺于绝崖,悬棺葬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是什么观念支配了人们
的意志呢?比较基本的看法是:南中国的少数民族长期山行水处,自然环境
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也在他们的观念意识中得到折射的反
映。悬棺一般放在靠山临水的位置,棺形也有作舟形的。这表明亡灵对山水
的依恋和寄托之情。至于把棺木放得很高,固然有有利的因素:高处可以防
潮保尸,可以防止人或兽的侵扰等。但是,其中观念的成份还是主要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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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争相高挂棺木的习俗。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土僚人死后,悬棺以“先
坠为吉”,上述记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有关采用悬棺葬民族的族别、族源问题是悬棺葬研究的重心所在。悬棺
葬在南方广大少数民族活动地区都有发现。这些民族有被称为越人、百越、
诸僚、五溪、侹人、濮人、鶒人等。悬棺葬葬法会不会和如此众多的民族都
有关系呢?是不是出于不同民族的同一葬法呢?或者是亲缘关系相近的民族
间共同的葬法呢?抑或是某一民族首先采用而后被其他民族所吸收的一种葬
法呢?
有一种意见认为采用这种葬法的各少数民族之间有着亲缘的关系,葬式
相近本身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如无特殊情况,只有这些民族的亲缘关系,才
能使这些民族采用这种同一葬法。然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些少数民族自
古就不是相同或相近的,把众多的悬棺主人笼统定为“越人”或“百越”、
“濮人”或“百濮”、“僚”或“诸僚”都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这些名称都
是众多民族的泛称,对这些泛称包容的单个民族还缺乏了解的时候,很难确
定悬棺所属的民族。
悬棺隐身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它沉积了往日失
去的回忆。尽早解开悬棺葬之谜,对于填补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南方各少数民
族研究的空白有着重大的意义。
(方令) 
长沙楚墓帛画中的妇人形象是谁? 
1949 年春天,湖南长沙市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一幅帛画,习称为晚

周帛画或长沙楚墓帛画,距今有二千二三百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绢画之一。它那神魅般的构思和绘画技巧,在灿烂的楚文化艺术中闪耀
着夺目的光彩,引起了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
研究和探讨。
这幅帛画不大,高约28 厘米,宽约20 厘米。由于长期埋葬地下,帛画
出土时已经变得很暗,几乎难于辨认。帛画最初的临摹本就是在原画出土后
这种难于辨认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有多处错误。后来,湖南省博物馆将帛
画重新进行了科学处理,才使帛画的原貌清晰地显现出来。
对照新旧摹本,旧摹本在内容上错误甚多。首先,在画的整体构图上, 
将妇人右下方一弯月状物遗漏,致使整幅画构图不全;其次,在细节上也有
多处错误,例如左上方的兽,旧摹本上,头部两侧各绘有一角,躯体仅右侧
绘有一足,身躯弯曲,尾端下垂;而原画中的兽,头部两侧并未长角,躯体
两侧各有一足,身躯不仅弯曲,且尾端呈卷曲状。又如旧摹本中的妇人,头
部后脑上有用丝增挽的高髻,双手五指仅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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