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后来死于非命。苏秦本来是平民百姓，脚蹬草鞋，腿缠裹带，周旋在万乘之国中间，使六国诸侯信服他而采纳他的合纵之策，然而自己最后不能避免车裂之祸。徐偃王实行仁政，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身死国亡，断绝了后代。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抒仇雪耻，擒获了吴王夫差，使越国扩大领地几千里，然而终于伏利剑而死。这些人都通晓治乱的大计，却不懂得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苌弘懂得天象规律而不懂得人世间的关系，苏秦擅长玩弄权谋而不懂得祸福的根由，徐偃王只知行仁义而不懂得时势的变化，文种只知忠君报国而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圣人就不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们分析事物，以各种情况作依据，决定谋略，因此舒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不留一点空隙，装进狭窄之处也不显得拥挤。假若天下已经荒乱，礼义已经抛弃，纲纪已经废弛，强大的欺凌弱小的，用武力互相征伐互相排斥，君臣无别，贵贱无序，兵士的甲胄长了虮虱，燕子家雀在军营里安家，战争还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才想起实行儒家的恭谨俭朴的礼节，那一定会被消灭、受压制而不能兴盛。假如天下安宁，政教平和，百姓和睦，君臣相亲，却要显露骄矜之气，奋发勇武之力，就一定难逃国家的法网了。因此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顺时世而动，凭借天资立功；事物运动就知道它的转化，事情萌芽就观察它的动向；变化了能认识它的新形式，运动了的就想办法对付。因此圣人终生顺利而没有困窘的时候。所以事情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说，有的可以说但不能去做，有的容易做但难于成功，有的难以成功而容易败坏。所谓可以做而不能说的，是取舍；可以说但不可做的，是欺诈；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事情；难以成功而容易败坏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到的见识并时时留意的事。
在小事上委曲，在大事上伸张，圣人这样处理；对小事迁就，对大事坚持，君子这样行事。周公有杀死弟弟的精神负累，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名声。但是周公用正义举动弥补了杀弟的缺憾，齐桓公用功勋抵销了争权夺位的丑事，都是贤人。假如因小的过失就掩盖他的大德，那么天底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有了疵点，只要不妨害视力，就不能烧烤它；喉管有了毛病，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能凿除。黄河边的小山多得数不清，但这一地区还是平原；水急浪高，高达一丈左右，但河水还是平的。从前曹沫为鲁国带兵作战，三战三败，失地千里。假若当时曹沫不考虑长远之计，不转身逃走，在阵中刎颈自杀，那么他永远是个败军之将。可是曹沫不以一时的失败为耻，而以死而无功为耻。后来在柯地与齐国会盟时，他拔出三尺利剑，比前齐桓公的胸膛，三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一下子就收回了。他的大勇天下闻名，为鲁国立下了功勋。管仲畏佐公子纠没有成功，不能说他聪明；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死难，不能说他勇敢；被俘关押后，又转而为桓公效力，不以为耻，不能说他贞节。面对这不智、不勇、不贞三种德行，平民不愿和他交朋友，君王不愿用他为臣。可是管仲从囚禁中解放出来后，执掌齐国国政，九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假若管仲当初献出生命，不考虑长远大计，哪能建立称霸诸侯的功勋呢！现在的君王评论他的臣子，不考虑臣子的大功，不道眼于臣子的大节，只重视臣子的小节，这就会失去贤才。所以只要一个人有大德，就不必非议他的小节；如果有大的名誉，就不必吹毛求疵。牛蹄踩成的小水窝里长不出鳇鱼和鲟鱼，蜂窝里容不下鸿鹄之蛋，小的形体是包容不了大东西的。
谁都有不足，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他在大的方面正确，虽然有些小过错，也不足以成为负担。如果他在大的方面错了，虽然有受邻里夸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啄聚曾经是梁父山中的大盗，后来成了齐国忠臣。段干木原先是晋国市场的经纪人，后来魏文侯以他为师。孟卯娶他嫂子作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后来做魏相，替魏国解除了危难。景阳好酒，常常披头散发，和女人鬼混，后来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威慑诸侯。这四个人，都有不足，可是功名留传后世，因为他们在大的方面做得好。季哀、陈仲子坚持节操，行为清高，不肯跻身于污浊君王的朝廷，不吃乱世的粮食，结果活活饿死，不能建树存亡继绝的功业，原因何在？因为小节保持了，但大的才干被埋没了。所以在小事上谨慎的人没有大的成就，喜欢吹毛求疵专找别人过失的人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高大的人关节长，腿长的人跨步远。从古到今，五帝三王，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过错无伤大体，仍能亨通有利，因为品行端正。”说的就是没有人不犯过失，只是不犯大错罢了。
尧、舜、商汤、周武王，是国君中功业最隆盛的；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豪杰。但是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让父亲处在卑微地位的非议，商汤、周武王有逐上弑君的行为，五霸有暴乱的计谋。所以君子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端方公正但不因此锋芒毕露，廉洁正直但不因此尖酸刻薄，博学多才但不因此非议别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责备别人。要求别人，要根据其能力大小来任用，对自身修养却要求按道德标准。根据别人的能力来要求别人，别人容易实现；而要求自己从道德上修养，却是难事。难为之事能显出品行高尚，容易实现的需求淡泊。夏后氏的璜玉不可能没有瑕斑，如月的夜明珠不可能没有疵点，但是天下人都以它们为宝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小毛病不足以妨害整体的美感。假若老记住别人的短处而忘掉人家的长处，在天下求得贤才就很困难。百里奚替人喂牛，伊尹在锅旁打杂，姜太公操刀屠宰，宁戚唱着商歌求官，但他们有美德存留。常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干的是低贱之事，却不了解他们的雄才大略，以为是无能之辈。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成为诸侯的贤相，才相信他们与众不同。从鼎锅砧俎边发迹，从屠宰店铺里显身，从监牢里放出，从牛颈下兴起，用香汤洗去身上的污垢，祓除身上的晦气，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他们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是因为他们的某些征兆和君王的意愿相合。所以还没建功立业便知道他们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样；功业建立以后才知道他们是贤才，百姓就是这样认识舜的。如果因此而放弃选择人才的尺度，一味在街市山野中去寻觅贤才，那么就会失掉很多人才。为什么？因为这样做虽然能够仿效求才的方法，但不知道贤君所用来求取人才的标准。
很多类似的事物，使得君王迷惑不解；彼此相似难以区分的现象，使得众人眼花瞭乱。所以刚愎自用的人，看上去聪明，实际上不聪明；愚蠢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懦弱；倔强的人看起来勇敢，实际上鲁莽。假若人与人的差别像美玉和石头、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那么评价人就容易了。迷惑人的情况就如同川芎和蒿本、蛇床草和蘼芜，它们形状相似但性质不同。所以铸剑工匠常常把普通的剑误认为莫邪宝剑，只有欧冶才能识别它们的种类；玉工常常把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只有猗顿才不会弄错；糊涂昏庸的君王常常弄不清那些装成君子的奸臣小人，只有圣人才能从隐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所以根据蛇头昂起的高低，可以知道它的长短；根据象牙的长短，可以论定它的年龄。薛地的烛庸氏之了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就能识别一般剑的利钝；把淄水、渑混在一起，臾儿，易牙只要尝一口就能区分。所以圣人识别贤才，看到他的一种行为，就能分清贤或不贤。孔子推辞廪丘封邑，可以断定他不会去偷盗别人的刀钩；许由推辞天子之位，可以断定他不会稀罕封侯。所以不曾被火烧伤过的人不敢抓火，是因为他常常看到火烧死人；不曾被刀剑刺伤的人不敢抓锋刃，是因为他看到锋刃能伤人。由此看来，从已经看见的现象可以推知还没有发生的现事，观察小节可以推知大体。所以评价人才的方法，尊贵时看他怎样举荐别人，富有时看他施舍多少，困窘时看他不接受什么，卑下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穷时看他取不取别人的钱财。观察他经历危难的情形，看他勇气如何；用他喜爱的东西引诱他，看他操守如何；交给他钱财，判断他是否仁爱；用可怕的事震动他，看他有无节操。这样，一个人的情况就了解得全面了。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花费少而勉励的人多；善于惩罚的君王，刑罚简约而禁绝奸邪；善于赐予的君王，费用少而施恩多；善于取得的君王，收取多而没有怨言。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脱险后奖赏五位有功的人，高赫名第一。身边的人说：“晋阳遭战祸，高赫没有大功，现在得头赏，为什么呢？”赵襄子说：“晋阳被围时，我的国家处在危险关头，君臣都对我露出骄侮之心，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所以赏一个人，而天下的忠臣没有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的，这就是奖赏少而勉励多。齐威王在院子里摆好大鼎，列举无盐县令的罪状说：“赞颂你政绩的声音，每天通过你收买的人传到我耳中。但我派人检查了你在无盐干的事，那里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监狱人满为患。你是用奸诈来欺骗我。”于是烹了无盐县令。齐国从此以后三十二年路不拾遗。这就是刑罚简约而奸邪禁绝。秦穆公出外游猎，马车坏了，右边的马逃走，被乡下人捉去。穆公带人追到岐山南边，乡下人正杀死那匹马煮着吃。穆公对他们说：“吃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就会伤身子。我特地赶来是怕伤了你们。”于是让乡下人喝了酒才走。过了一年，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晋军包围了穆公的车子，晋国的梁由靡已经拉住了穆公的骖马，捉住了穆公。曾经吃穆公马肉的三百多人，为了保卫穆公，都拼死在指挥车周围拼杀，终于打败了晋军，俘虏了晋惠公胜利归国。这就是费用少而得到的报答多。齐桓公准备出征，铠甲兵器不够用。于是下令，让犯有重罪的犯人每人出三副铠甲一支戟，轻罪犯人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老百姓都很高兴，于是制造箭矢，铸造兵器。桓公用这些武器征讨不义之君，无道之国，终于称霸天下。这就是取用多而百姓没有怨言。所以圣人根据百姓的喜好来鼓励百姓向善，根据百姓的憎恶来禁止奸邪，所以奖赏一个人而天下人都赞颂，惩罚一个人而天下人都害怕。所以最有效的赏赐不费事，最有效的惩罚不滥。孔子杀掉少正卯，而鲁国的奸邪禁止了；子产杀掉邓析，叛国的奸邪禁止了。这就是以近喻远，由小知大。所以圣人坚持简约而收敛广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比做好事更容易的事，而没有比做坏事更难的事。所谓做好事，就是要清静无为；所谓做坏事，就是因急躁而贪婪。心情安适，去掉欲念，不受诱惑，依循天性，保守纯真，让自己不发生变化，所以说做好事容易。翻过城墙，越过险要，偷符节，盗印章、钥匙，篡位、杀君、假传旨意、编造谎言，这些行为都违反人的天性，所以说做坏事难。现在人们之所以犯被关押的罪行，陷于刑杀的祸患之中，因为嗜欲无度，不遵循法制的缘故。怎么知道这一点呢？天下公布有国法：“盗墓者处死，偷窃者判刑。”这是执政者主管的事。法令就是要网罗不法之徒，搜寻坏人的踪迹，无论是愚蠢的男人还是妇人，都懂得干坏事、触犯法律是逃脱不了制裁的。但是那些不成长的人，贪得无厌，冒着死罪，遭受刑杀的耻辱。立秋以后，司法人员接连不断地来到牢房提取犯人。死于刑场的人，血流满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被贪得不义之财而弄昏了头脑，看不到死亡的祸患。现在两军对垒，摆开阵势，将官下令说：“斩敌首的封给爵位，临阵逃跑的要斩。”但是阵列中的士卒，都不能冲锋陷阵以获得斩首之功，却向后败退而接受腰斩之罪，这就害怕前进会战死，却不明白后退必定按军法处死。所以利和害会转化，福后头可能是祸，不能不审察。
有些事，本想得到某种东西，却因此而失去；有些事，本想回避，却因此而撞上了。有个楚国人乘船过江，遇上了大风，波浪袭来时，此人因恐惧而跳进江里。他不是不贪生怕死，而是因怕死而吓昏了，反而忘掉了要活命。所以人的嗜欲，也就像这样。有个齐国人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