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古代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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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古代佛教史- 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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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密宗编年

  谈延祚 编

  前言

  一
  密宗传入汉土,约可分四个时期。
  西晋时,西域沙门帛尸梨密多罗,于怀帝永嘉年间东来弘化(时约当西元四世纪初集),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为翻译密乘法典的嚆矢。(黄忏华《中国佛教史》)迄唐开元年间约四百年,这时期虽然屡有密宗经轨的翻译,但颇无系统,可以视为密法东来的草创时期。
  唐玄宗开元四年(西元七一六年),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三藏相继来汉士弘化,所传胎藏、金刚两部,是印度密乘中的下三部密。无上瑜伽密经续犹未及传来,便因法难而遽止。于是,“今其法盛行于日本,而吾邦所谓瑜伽者,但存法事耳。”(佛祖统记)其后宋代施护、法贤等所弘密法,仍不出开元三大士的范围。这时期,可视为下三部密——作密、行密、瑜伽密的弘扬时期。
  无上瑜伽密传入汉土,始于元代。宋宝佑元年(西元二一五三年,元宪宗三年),八思巴为元世祖授戒,奠定了弘法的基业。以后元代君王,屡次迎请“萨迦巴”法王来国,尊为国师,且委托第四世萨迦班禅及八思巴代为制定蒙古文字,其景仰尊崇可知。但密法亦仅限于皇室之内流播,盖已视为禁脔,民间不得与闻。明代开国之初,封“萨迦巴”、“噶朱巴”、“格鲁巴”三派法王,然而汉土却无法行化。有清一代,皇室信奉藏密,雍正且舍其为王子时之潜邸作藏密道场,此即今之“雍和宫”。“格鲁巴”喇嘛虽受供养,但密法亦仅流播于皇族之内。这段悠长的时期,可视为无上瑜伽密受汉土皇室供奉的时期。
  清代鼎革,白普仁喇嘛及多杰觉拔尊者,始将密法行化汉土民间。 班禅卓之呢吗, 诺那呼图克图, 贡噶法狮子等大师亦相继来汉土行化。从此,藏密在汉土民间一时大盛,研究佛教的学者,亦开始瞩目西藏,寻且发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颇多汉文大藏经未译的经典(吕澄《西藏佛学原论》),更因印度佛教衰落,经籍凋零,则西藏所存经论,实已成孤本,故翻译、研究西藏佛学,亦成一时风尚。这段时期,可视为西藏密宗在汉土民间流播的时期。
  藏密在汉土民间流播,既不过是数十年间的事,因而,在流播过程中,便存在者一个重大的缺点,此即为理论与修持脱节。
  西藏密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但重修持不重理论。历代大德研究显教的般若、中观、唯识、因明等学,成就极大,较印度古德不遑多让,而且能建立起独特的学术系统。但密法本身原为修持的法门,倘非亲修实证,郎无法领会其中真谛,依文字研究,到底搔不着痒处。然而修持传授,原以“口耳传承”为主。文字语言,都属戏论,即大德们建立起的学术系统,原也只为修持奠基。因而,密法的真相,根本无法以经论确切表诠,即或有著述,仍需上师的口诀补充,而整个密法的内容,即口诀亦不能和盘托出,尚有待行者自己体验。在这情况之下,浩如瀚海的密法,便难得到有系统的整理与传授。东鳞西爪,各染一指,全鼎始终难尝。即藏密法王行化,区域虽广,卓锡之期究属短暂,由是行化高潮既过,其后遂逐渐造成误解。有等学人,或囿于见闻,或格于宗派,于是乃持前人尚未完全成熟的研究,妄下结论,甚或断章取义,对藏密丑加诋毁。情况更恶劣的是,批评者既以佛教徒的身份执笔写学术面目的著作,而毁密法于曲笔之间,则其影响更坏了。
  藏密在欧美各国流播的情况,反而较令人满意。因为向本国介绍西藏密法的学者,都曾经实际修待,甚至有打算终身居藏地不复返乡土的。此中著名的学者,如美国伊文思·温慈(W。Y。Evans Wants 编译有“西藏大圆满心法”,“中阴救度密法”,“莲华生大士传”等);德国葛云德喇嘛(Lama Anagriha Govinda著有“西藏密法基础”,“白云法径”等);意大利迦诗比·图西教授(Prof。 Giuseppe Tucci著有“坛城的理论与实证”);英国保罗·宾顿博士(Dr。 Paul Brunton 著有“无我之智”);及法国大卫·梨卢女喇嘛(Mme David Neel 著有“西藏密宗见闻”,“大手印观想法”,“灌顶及灌顶者”等)。这些学者,本身固具哲学素养,更对密法曾经实证,所以出版的著作,虽有时为了守戒的缘故,说得曲折委婉,有时过于自信一己的经验,说得较为武断,但究竟是以过来人之身说法,所以比与西藏有切肤之亲的汉土著作,一般来说,较能鞭辟入裹。
  检讨起来,这种情况是令人惭愧与痛心的。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除了实修与非实修之外,另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藏密在汉士植根较浅,不若佛教其他宗派之源远流长。明理的各派宗师,当不会排斥教内的他宗,但难保没有一些急功近利,切于成名的人,仅凭自己的一知半解而作哗众取宠之谈。在欧美的情况不同,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宗教哲学家,正急于向东方的宗教汲取实际修持的经验,以补充西方宗教之不足,因此不但迎请佛教与印度教的学者赴彼邦讲学,而且更派遣学者往东方求法。也许他们的动机并非百分之百的纯正,但动机既在学习,自然就不会作种种的歪曲。
  因此,我觉得,要使西藏密宗的教、理、行、果,能使世人知其真相,首先要消除心理的隔膜。倘一旦世人了知藏密的源流与历史,则将曾消除成见,不视藏密为佛教中的异党。

  二

  重视上师的历史,原是西藏密宗的优良传统。藏密信徒,以上师行化、修持的事迹作为宝贵的经验,恍如森林行脚,以前人的足迹为向导。因此,在西藏原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祖师传记;多罗那他,布顿宁波车,狄德松波等大师所著的印藏佛教史乘,尤素为学者所重视,尽管这些不是基于所谓理性态度的近人著作。
  庚戌秋, 刘师锐之化了四年时间翻译的“西藏古代佛教史”脱稿。原书是在西藏素负文名,掌西藏王室文献有年的宁玛巴法王 敦珠宁波车所著,于西元一九六五年在印度噶林邦出版。 刘师是他的传承弟子。蒙 刘师青眼,允许我先读译稿。书中记叙宁玛巴古德的历史逾百,更宝贵的是,其中一章,记载了约百则上师大德的纪年。今人治藏史,每苦年代难稽,则此纪年虽未称完备,亦自稀有。因此,我发愿更稽钩其他藏士史乘,稍事增益,细述“西藏密宗编年”。藏人谈史,喜称其贯串如珠鬘,则编年之作,亦取其贯串之意耳。另外一层的意思,则希望读者阅读的重点既放在年代上,当从而知藏密之源远流长。倘细加比较,或亦可稍窥各派兴替、次第流传的经过。
  当然,编年之作,有异于通史,其间即或是重要大事,倘年份模糊,亦无法编入。此体裁所闻,事难两全。因此,简略地向读者介绍西藏密宗的源流和各重要派系的历史,虽嫌多事,或亦称便。

  三

  吕澄著《西藏佛学原论》称:“密乘学系,通途皆归之龙树。”此“通途”之说,其实未尽藏密源流。因为吕氏所说,仅据多罗那他大师所著“印度佛教史”一书,而没有利用多氏另一专门介绍密乘传承的“七系付法传”。倘据吕氏所言(原书一O页),密乘的世系可表列如下:
  提婆──娑罗诃──龙树──龙智──毗流波
                 └─护 足
  此中娑罗诃,吕氏谓“其人即婆罗门罗睺罗跋陀罗,疑为提婆弟子之讹传也。”这位娑罗诃,在“七系付法传”中:“大手印教授”的世系中也有出现,确然是龙树之师,兹将此世系表列如下:
  释迦──大迦叶──阿难──末田地──商那和修──优波掘多──提多迦(有媿)──吉栗瑟那(上座黑)──罗睺罗(萨罗诃,即娑罗诃)──龙树──舍婆梨(小萨罗诃)
  向来知道,提婆是龙树的弟子,而今密乘世系中,龙树即是娑罗诃的弟子,娑罗诃倘若真是罗睺罗跋陀罗的话,他分明是提婆的法嗣,这样一来,龙树反而变作提婆的再传弟子了。
  要解决这朋题,吕氏乃疑弘大乘的龙树与密法的龙树并非一人。据《西藏古代佛教史》,确另有圣龙猛(按,龙猛与龙树通译),为教派修部大导师,与通途所传弘大乘的龙树并非一人。然而这位大师行化的时期,在公元前七百余年顷,比大乘龙树的行化时代更早,更不应是提婆的再传弟子,故此问题的答案,仍属虚悬。
  幸而在“七系付法传”的第六系”辞句传承“中,我们却可以找到答案。此系传承如下。。
  龙树──提婆──罗睺罗──月称──光生──智称──扇底波
  原来,在此世系中的罗睺罗,才是提婆的弟子,才是婆罗门罗睺罗跋陀罗。而大手印传承中的娑罗诃,虽亦名为罗睺罗,却不是罗睺罗跋陀罗,因而可作龙树的上师。这位龙树,既是提婆的上师,自然也就是弘大乘的龙树菩萨了。龙树向被认为是八宗宗师,兼弘密乘,并不奇怪。
  现在反过来再看“大手印教授”的世系,约释迦至龙树,已经九传,可见密宗世系源流之远。而且大手印心法,原就与在汉土流行的祖宗心法相似(详见 刘师锐之“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据禅宗的历史,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这种以心印心的“教外别传:,自当以释迦直传迦叶为传承世系,则似与大手印的传承,又有相当的关系。
  可见密宗源流古远的,不止大手印传承一系,复如“业印传承”,其世系如下:
             ┌具德安乐游戏母(下略)
  释迦──因陀罗部底王─┤
             └莲华生大士
  据 敦珠宁波车“西藏古代佛教史”,则由国王渣(中因渣菩提,“七系”作因陀罗部底)传下的,共有三系:
  一 大幻化网传承
            ┌骆兰德。。。。。。(中略)┐
  国王渣──姑姑喇渣─┤仙人巴斯达。。。。(中略)┘──莲华生
            └释迦布捷(下略)
  二 大乐光明传承
  国王渣──姑姑喇渣──拿波爵巴……(中略)……谛洛巴──那洛巴……(下略)
  三 事业手印传承
  国王渣──戈妈德伟──姑姑喇渣……(下略)
  由上述种种传承,皆可见龙树菩萨并非密乘的第一位宗师,因传承的起点,均比龙树的行化年代要早得多。
  有人为了影射密乘是非佛说的,来历莫明其妙的宗派,于是抓着了吕氏的三言半语,硬把龙树放在“无上瑜伽密”的起点——其实吕氏本人并未作此论断——居然编列世系,斩断龙树以前的传承,则未免迹近狂妄了。他的根据,是认为多罗那他尊者说过“密乘学系,通途皆归之龙树”的话,谁知,这只是一场误会。
  原来,吕澄《西藏佛学原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说话:
  密乘学系,通途皆归之龙树。按龙树之学,又出于娑罗诃(见多氏《印度佛史》第二十二章,刊本八十三页)。
  依吕氏之意,见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只是龙树之学出于娑罗诃这点,而非“密乘学系,通途皆归之龙树”这见解。而读书者不小心,将两句连读,又未依吕氏提出的页数翻阅原书,便弄出多罗那他也以龙树为密教源头的笑话了。
  平情而论,密宗在印度确为较后起的宗派,但倘如肯依据经续立说,则把密宗的源头起自释迦,亦不为过。(或论者以为这些经续不可靠,则难怪近代有些研究民俗学的学者,认为并无释迦其人,仅是由月神崇拜的民间传说,所衍化而成的故事中人物而已!)
  与释迦同时的邬金国王因渣菩提(“七系付法传”译作因陀罗部底),自是受授密法的重要人物。这时,最迟也应是西元前五世纪的事。──这是根据南传小乘所传的释迦行化年代推算,倘若按北传大乘的说法,即时间更应推前。
  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密宗的开始流播,是在西元二三世纪顷,无上瑜伽密的流播,更迟至西元七世纪顷。徜云藏密起源如此之早,然则何以中间却出现这几百年的空白呢?
  大概,这由于是“口耳传承”的缘故。正以传承、修持均出于“隐密”,所以就非至时代极度需要,即所谓“机缘成熟”时,不能显扬,也不必显扬。
  印度佛教后期(西元七世纪中叶),政治上,崇信佛法的王国衰落;宗教上,需与著重修持的印度教瑜伽师一较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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