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再让步。于是剑拔弩张，战祸遂一触即发。
当然，挑衅的人还是希特勒。不过，他对波兰的态度与对捷克完全不一样。因此，在最初阶段，他是否真的在想以波兰问题为借口而制造战争（照捷克模式再来一次）似乎不无疑问。从他执政以来，德国对波兰一直相当友好，很明显，希特勒的原意是想收波兰为其对付苏俄的帮手。1938年10月，德国还要求与波兰进行谈判，以便对双方之间某些争执作一总解决，其态度还是非常温和的。看来似乎尚无动武之意。
波兰这个国家位于德俄之间，对于双方都可能构成屏障和缓冲。假定德国决定向法国发动战争，则保留一个与它有同盟关系（甚至只是中立）的波兰，对它应是比较有利。因为有波兰隔在中间，德国自然可以比较不怕苏俄的威胁。事实上，正因为波兰不肯与德国合作，遂使希特勒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与苏俄缔结互不侵略协定），来暂时维护其后方的安全。
此时，波兰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但它既不愿与德国合作，又不愿向苏俄靠拢，而国力也不足以自保，却又坚持不改变现状，并把希望寄托在遥远而不实际的西方援助上。此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实乃自取灭亡。
1939年3月，英国向波兰作出援助的保证，这无异于在棺材上钉下最后一颗钉子。而波兰的外长贝克（JosephBeck）在一根烟还没有抽完的时间内即决定接受此种送命的保证。无怪乎李德哈特会深有所感地说：“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决定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冲动的感情，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事后看来，希特勒之所以压迫波兰表态，其目的并不是把“但泽”问题当作导火线（像苏台德区一样），而只是在作其发动对法战争之前的安全部署。直到波兰坚持不合作，才迫使他不得不改用他本来不想采取的手段，与苏俄合作。到了此时，局势遂急转直下，在德俄双方协议瓜分之下，波兰也就自然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
希特勒这样做，对于他本身而言的确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他不这样做也不行，假使波兰能逃过这一劫，则希特勒将感到无法收场，其政治威望会受到重大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特勒的确有一套大战略构想，也的确有发动战争的打算，并将其分为对法和对俄两个阶段实施。当然，他究竟是想在何时发动战争，则很难断言。不过，就已有的证据判断，他似乎的确是想在1938年发动战争。至于战争终于在1939年爆发，是出于故意还是偶然，则颇有争论之余地。也许我们可以套用欧阳修所说的话：“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也哉。”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爆发，在50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其起因，历史又能给予我们何种教训呢？
首先应说明的是，根据历史的累积经验，我们可以确信制造战争远比制造和平容易，发动战争只要单方面动武即能引起对方对抗，但缔造和平则必须经过双方面的同意。所以，和平的建立与确保并不容易，而战争的伤口却是更难愈合。
当希特勒于1933年接管政权时，欧洲还是大致太平无事的。但不过5年的时间，到1938年，战争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几乎随时都有爆发之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和平是如何脆弱，是如何难以维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总算是相安无事50余年，于是西方战略家遂不免产生错觉，以为核武器的威慑能保持永久和平。此种想法不仅天真而且也不切实际。据估计，在1986年，也就是联合国的“和平年”（YearofPeace），全世界就有500万战斗员在41个国家中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所以，任何国家都必须把国家安全列为第一优先的考虑，万不可对和平存有任何幻想。
历史显示，个人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没有希特勒这个人，或是希特勒没有出头的机会，则50余年前的历史必然会遵循其他的轨迹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欧洲就能永远维持和平，不过，至少可以断言，战争不至于在1939年爆发。
李德哈特曾说：“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指示世人应该避免那些最易重犯的错误。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尤以那些所谓“伟人”（greatman）为最。希特勒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布克哈特（JacobBarckhart）认为：“历史的价值应该不只是使我们下一次更乖巧，而是赐予我们以永恒的智慧。”但作者却不敢这样乐观，从历史的经验看来，永恒的智慧也许可望而不可即，能够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也就已经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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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张伯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钮先钟＇中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1995
引言
30年代前期
慕尼黑前后
战争的爆发
疑问的解释
为何英国人直到已经太迟时才肯作大陆承诺？
为何英国人不在1938年决心一战？
为何英国宁愿向波兰提供保证而不与苏联结盟？
为何同盟国1939年9月不在西面立即发动攻击？
为何希特勒决定在1939年与英国一战，尽管其海军尚未完成战备？
结论
引言
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会在1939年爆发的原因，论者几平无不一致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希特勒。概括地说，在30年代所有欧洲国家都无一不希望和平，假使希特勒不甘为戎首，则战火应不至于燃起。从表面上看来，这种判断与事实相符，无懈可击，应可作为定论。但50余年来，由于各国的机密档案逐渐公开，而使研究战争史的学者获得很多新的资料，于是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的风气遂开始盛行。换言之，对于过去已经定论的问题又经常被提出来作新的再检讨。
国际事务，无论战争或和平，都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有正反两面，一切的现象都是由正反两面的互动所造成的，而不能把责任只归之于某一面。因此，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必须同时兼顾双方，而不能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方面。过去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学者似乎有过分偏重德国而忽视英国的趋势。事实上，扩张的意图与战争的引发并无必然关系，诚如克劳塞维茨所云，侵略者可能爱好和平，因为他也希望不战而胜。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终于爆发，英德双方是同样不能辞其咎的。但是英国方面的情况却几乎很少有人研究。
本文就是针对着这一盲点。英国人对于希特勒的挑战采取了何种对策？英国的战略是如何演变的？英国对策的失败原因安在？是否仅为执行的偏差抑或实为基本观念之错误？英国的战略对于战前危机的加深，和战争爆发的时机具有何种影响？大致说来，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要对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而在此种分析过程中，也就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能够获得较深入的新认识。
30年代前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之后，欧洲各国无论胜负都元气大伤，在20年代也就自然相安无事。到30年代德国开始有再起的趋势，而法国则仍然欲振乏力，所以维持欧洲权力平衡，并预防战祸再起，其主要责任也就必须由英国来负起。但英国本身又自有其困难，诚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所云，英国的权力早已伸展过度。英国面临两个任务：一方面要维护其世界帝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阻止欧洲权力平衡的破坏。伦敦政府以其有限的资源，如何能够应付如此艰巨的责任？其国家战略又应采取何种基本构想？
就理论而言，英国只能有一种基本战略观念，那就是所谓“威慑”（deterrence）。英国惟一目的就是想要用威胁手段来阻止他国破坏和平。然则何种权力因素能够产生威胁作用？一般英国政治家，而尤其是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m），都相信空权（airpower）就是惟一王牌。此种观念不仅构成其国家战略的基础，而且也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过去的研究对于这一点却似乎不曾给予应有的重视。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人对于空权的威力一向都是作了过高的期待。他们不仅认为空军是明日之星，在下一次战争中将扮演空前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害怕一旦战争发生，其假想敌会企图发动晴天霹雳式的打击。根据最近的资料可以发现此种“轰炸机的阴影”（shadowofthebomber）在30年代一直都笼罩在英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的头上。
威慑加空权的理论对于英国的决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英国人在30年代初期即已认清希特勒为威胁来源，但对于威胁的性质则作了错误的想象。他们对于希特勒的战略所作的一切研究判断都受到其本身空权观念的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对空权的威力表示高度的畏惧，所以其镜影（mirror－image）作用也就使他们认为希特勒的想法是大致相同。因此，英国在30年代前期一直都是企图通过攻势的空权来发挥威慑作用的。
张伯伦一向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相信外交即为权力与风险的平衡。从1933年起，他就认为德国为英国的主要威胁。当参谋首长对于德国和日本哪一方面威胁较大尚有争论之时，张伯伦则断然认定欧洲应比远东较为占先。1934年英国国防要求委员会（DefenceRequirementsmittee）的报告指出德国实为主要假想敌，若能威慑其侵略则也能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该报告又同时假定战争可能在1939年发生。这些观念都获张伯伦的同意。不久之后，他又要求空军部长根据“5年之内德国可能变成重大威胁”之假想来拟定计划。总而言之，德国为其战略焦点。若不能威慑德国，则战祸将无可幸免。
张伯伦认为，英国若欲增强其外交谈判筹码，则必须先保持有效的威慑态势。而此种态势又是建立在空权优势之上。所以，他要求不惜以其他的国防计划为牺牲，以便集中全力来增建空军实力。1935年希特勒宣布自动解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陆军的限制，并宣称其空军已经获得与法国平等的能力。张伯伦的反应为：“我们的空军计划应再修正，以使其能发挥真正可怕的威慑效果。”1936年，张伯伦更乐观地表示：“假使我们在今后数年内能继续避免战争，则我们也就能建立一支具有如此强大打击力的空军而使此后无人敢向其挑战。”
战后常有人批评张伯伦若能早与法国加强军事合作，则也许可以对希特勒产生较大的威慑作用。事实上，这只是后见之明。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对所谓“大陆承诺”（Continentalmitment）已有惨痛的教训，几乎无人不反对，包括战略名家李德哈特在内。同时，英国资源有限，既已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空军方面，则自无余力再来增建陆军。英国的情报作业对于政府的决定作为也产生不利影响。英国并无统一的情报研究判断，各军种都根据其本身的观点来作成其研究判断，这自然会使决策当局感到无所适从。影响力最大者自为空军的情报。最先它对于德国空军的扩张速度作了低估，结果使英国人有轻敌之意，并深信本国空军能发挥威慑效力；到1936年又对德国空军的增建所带来的威胁作了过高的评估，并使英国的信心开始滑落。此外，由于对空中威胁的忧惧增加，而国防支出则日感不足，所以其他两军种的态度也益形悲观，因为他们都深感其需要无法满足。
概括言之，直到1936年英国对于其空权威慑论大致都具有信心，而其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也都是以此种观念为基础。但当欧洲外交领域开始阴云密布、风雨欲来之际，英国领袖们也就同时感觉到其军事情势似乎日益悲观。
然则在这同一阶段，德国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直到1936年，希特勒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也尚未能对政策握有绝对控制权。正当英国人已视德国为假想敌时，希特勒还在希望引诱英国与德国结盟。他企图用放弃争取殖民地为手段来交换英国允许其在东欧的行动自由。这本来也是俾斯麦的传统外交观念。在军事方面，陆军始终被视为主要的权力工具，至于空军则仅具有战术性的意义。这又恰好与英国人的观念相反，英国人不仅相信制空权能发挥威慑作用，而且更认为德国人的想法一定是所见略同。英国战略家又认为希特勒不敢从事海军竞赛，所以必然会倾全力加速扩建空军。这也就自然在英国引起两种反应：（1）对于德国日益感到畏惧，于是也愈不敢冒险；（2）希望能获致较多的时间来进一步增强本身的威慑能力。简言之，双方对于对方所构成的主要威胁，对于本身的易毁弱点，对于彼此的外交目标，都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是希特勒虽欲争取对英国的友好